為什麼有些東西不能用錢買？照護的不可外包性

一位子女花費三萬元月薪聘請專業看護，提供父母二十四小時的醫療級照護；另一位子女辭去工作，親自照顧父母，每日疲憊不堪但無微不至。從結果而言，前者的照護品質可能更高——然而，在大多數文化中，後者被認為更加「道德」。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某些勞務必須「親自」完成才有價值？為什麼有些東西「不應該」用市場購買？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博弈論、社會學與哲學的跨領域視角，解構這個看似簡單卻極為深刻的道德直覺。

一、市場的道德邊界：Sandel 的商品化批判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中，對市場擴張提出了系統性的批判。^[1] 他區分了兩種反對商品化的論證：公平論證（fairness argument）與腐蝕論證（corruption argument）。

公平論證主張：當基本必需品進入市場，窮人會因無力支付而被排斥。這是分配正義的問題。但 Sandel 更關注的是腐蝕論證：某些物品一旦進入市場，其本質意義就會被改變或腐蝕。例如，友誼、愛情、尊重、公民責任——這些東西一旦用金錢交換，就不再是它們原本的樣子。^[2]

照護正是這類物品的典型代表。當子女親自照護父母時，這個行為同時傳遞了「愛」與「責任」的訊息。但當照護被外包給市場時，即使照護的物質內容（餵食、擦澡、陪伴）完全相同，其象徵意義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它從「禮物」變成了「商品」，從「關係」變成了「交易」。^[3]

這不是說市場照護沒有價值，而是說它具有不同種類的價值。經濟學家習慣假設偏好的完備性與可傳遞性，但 Sandel 的洞見在於：某些物品的價值無法用同一把尺衡量，因為它們屬於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的不同範疇。^[4]

二、信號理論：親自照護作為「愛的信號」

經濟學中的信號理論（Signaling Theory）提供了理解這個現象的精確框架。Michael Spence 在其開創性論文中指出，當資訊不對稱存在時，擁有私人資訊的一方可以透過「代價高昂的行動」來傳遞可信的訊號。^[5]

在照護的情境中，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私人資訊——父母無法直接觀察子女內心的情感。子女需要透過某種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愛。而根據信號理論，有效的信號必須是代價高昂的（costly），且這個代價必須與發送者的「類型」相關——即，真正愛父母的子女支付這個代價的成本，必須低於不愛父母但想偽裝的子女。^[6]

「親自照護」正是這樣一個代價高昂的信號。它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與機會成本（放棄的工作收入、社交生活、個人發展）。對於真正愛父母的子女而言，這些付出是「心甘情願」的，邊際成本相對較低；但對於不愛父母卻想偽裝的子女而言，這些付出是「痛苦的」，邊際成本極高。^[7]

相較之下，「花錢外包」是一個低成本信號。只要有足夠的財務資源，任何人都可以聘請看護——無論他是否真正愛父母。因此，這個信號無法有效區分「高愛心類型」與「低愛心類型」。^[8]

三、代價高昂信號的數學模型

讓我們建構一個簡化的信號賽局模型。假設子女有兩種類型：高愛心類型（H）與低愛心類型（L），比例分別為 λ 與 (1-λ)。子女可以選擇兩種行動：親自照護（C）或外包照護（O）。

親自照護的成本為：

• 高愛心類型：c_H（較低，因為「心甘情願」）
• 低愛心類型：c_L（較高，因為「痛苦勉強」），且 c_L > c_H

外包照護的成本為 m（金錢支出），對兩種類型相同。

父母根據觀察到的行動，更新對子女類型的信念，並給予相應的「道德評價」（或遺產分配、情感回報等）。假設：

• 被認為是高愛心類型的回報為 R
• 被認為是低愛心類型的回報為 0

分離均衡條件：為使「親自照護」成為有效的分離信號（只有高愛心類型選擇，低愛心類型選擇外包），需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1. 激勵相容條件（高愛心類型）：高愛心類型選擇親自照護的效用，必須高於選擇外包的效用：

R - c_H ≥ 0 - m

即：R ≥ c_H - m

2. 激勵相容條件（低愛心類型）：低愛心類型選擇外包的效用，必須高於選擇親自照護（並被誤認為高愛心類型）的效用：

0 - m ≥ R - c_L

即：c_L - m ≥ R

結合兩個條件，分離均衡存在的必要條件為：

c_H - m ≤ R ≤ c_L - m

這要求 c_L > c_H，即低愛心類型的照護成本必須顯著高於高愛心類型。這正是信號理論的核心洞見：信號的有效性來自於不同類型之間的成本差異。^[9]

當這個條件不滿足時（例如，當照護技術進步使得親自照護的成本對所有類型都下降時），分離均衡將不再穩定，信號將失去區分力。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某些社會中，「親自照護」的道德權威正在下降——因為成本結構已經改變。^[10]

四、不完全契約與道德風險：外包照護的治理困境

即使我們接受「外包照護」在某些情況下是合理的選擇，它仍然面臨嚴重的不完全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s）問題。Oliver Hart 與 John Moore 的契約理論指出，當交易涉及的品質維度過多、且難以在事前明確規定時，契約將是不完全的。^[11]

照護的品質維度極為複雜：

• 物質維度：餵食、擦澡、翻身、用藥——這些相對可以契約化
• 情感維度：耐心、溫柔、尊重、陪伴——這些極難契約化
• 應變維度：緊急狀況的判斷與處理——這些幾乎無法事前規定

當契約無法涵蓋所有重要維度時，就會產生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照護者可能在契約未規定的維度上偷懶或敷衍。^[12] 例如，一位看護可能按時餵藥（可監督），卻在情感交流上冷淡疏離（難監督）。

這正是經濟學家所稱的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13] 子女（委託人）希望父母獲得高品質照護，但看護（代理人）的誘因可能與此不一致。由於照護品質的核心維度難以監督，這個問題特別嚴重。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當交易涉及高度的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與不確定性時，「層級」（hierarchy，即組織內部化）往往優於「市場」。^[14] 照護正是這樣的交易：它涉及高度的人際關係專屬性（照護者必須了解被照護者的習慣、偏好、病史），且充滿不確定性（健康狀況隨時可能變化）。

從這個角度看，「親自照護」可以理解為一種治理結構的選擇——選擇「家庭層級」而非「市場契約」來組織照護活動。這個選擇的優勢在於：家庭成員之間存在長期關係、共享剩餘（父母的福祉就是子女的福祉）、且有非正式的社會制裁機制（羞恥、內疚、社區壓力）。^[15]

五、禮物經濟 vs 市場經濟：照護的雙重邏輯

人類學家 Marcel Mauss 在其經典著作《禮物》（The Gift）中，區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交換邏輯：禮物經濟與市場經濟。^[16]

在市場經濟中，交換是即時結清的：我付錢，你提供服務，交易完成，雙方互不相欠。交換的目的是獲取對方持有的物品或服務。

在禮物經濟中，交換是延遲互惠的：我送你禮物，你在未來某個時點回禮。但關鍵在於，禮物交換的目的不是獲取物品，而是建立與維持關係。Mauss 指出，禮物永遠攜帶著送禮者的「靈」（hau）——它不只是物品，更是關係的載體。^[17]

照護原本屬於禮物經濟的範疇。當子女照護年邁的父母時，這個行為是對父母早年養育之恩的「回禮」——它是一個代際互惠（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的環節。^[18] 這個回禮不需要等價，也不追求即時結清，它的意義在於維持家庭關係的延續性。

當照護被外包給市場時，它從禮物經濟進入了市場經濟。這個轉換帶來了幾個問題：

1. 關係的商品化：原本承載關係意義的行為，變成了可以用金錢購買的商品
2. 互惠鏈的斷裂：代際互惠的循環被打斷——子女用金錢「結清」了對父母的債務，而非延續關係
3. 意義的抽空：照護行為失去了其象徵意義，成為純粹的功能性服務

社會學家 Arlie Hochschild 進一步分析了這個現象。她指出，現代社會出現了一種情緒勞動的外包（outsourcing of emotional labor）。^[19] 原本由家庭成員提供的情感照護——陪伴、傾聽、安慰——現在可以從市場購買：心理諮商師、陪聊服務、專業看護。但 Hochschild 警告，這種外包可能導致家庭的「情感空心化」。^[20]

六、照護倫理學：Joan Tronto 的四個維度

政治理論家 Joan Tronto 與 Berenice Fisher 提出了照護倫理學（Ethics of Care）的系統框架，將照護分解為四個相互關聯的階段：^[21]

1. 關注（Caring about）：注意到他人有需要被照護的需求
2. 承擔（Taking care of）：承擔起滿足這個需求的責任
3. 給予（Care-giving）：實際提供照護的工作
4. 接受（Care-receiving）：被照護者的回應與接受

Tronto 指出，在傳統模式中，這四個階段由同一群人（通常是家庭成員）完成，形成一個完整的「照護循環」。但在現代社會，這些階段經常被拆解給不同的行動者：子女負責「關注」與「承擔」（發現父母需要照護、決定聘請看護），專業看護負責「給予」，父母則是「接受」者。^[22]

這種拆解帶來的問題是：照護的完整性被破壞。當「承擔者」與「給予者」分離時，可能出現責任的推諉與資訊的斷裂。子女可能認為「我已經付錢了，責任盡到了」，但實際的照護品質卻無人負責。^[23]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照護是一種關係性實踐（relational practice）。^[24] 它的價值不僅在於滿足被照護者的需求，更在於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建立的連結。當這種連結被市場中介所取代，照護的關係性維度就被削弱了。

七、康德與效益主義：意圖為何重要？

為什麼我們如此在意照護是「親自」還是「外包」，即使結果可能相同？這涉及倫理學中義務論與效益主義的根本分歧。

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立場是：只有結果重要。如果外包照護能夠提供更高品質的照護（更專業、更持續、更不疲憊），那麼外包就是正確的選擇。意圖、動機、誰來執行——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終產生的福祉總量。^[25]

康德的義務論（Deontology）則採取相反立場。康德認為，道德行為的價值在於行為者的動機（maxim）與意志（will），而非行為的結果。^[26] 更重要的是，康德的目的公式（Formula of Humanity）要求：永遠將人視為目的本身，而非僅僅作為手段。^[27]

當子女外包照護時，一個潛在的道德風險是：父母被當作「問題」來「處理」，而非被視為「目的」來「尊重」。外包的邏輯是效率導向的——用最少的個人投入，達成照護的功能目標。這種邏輯可能將父母「工具化」。^[28]

當然，這不是絕對的。一位真正愛父母的子女，可能基於「給父母最好的照護」這個動機而選擇外包——這個動機本身是道德的。但問題在於：動機是無法直接觀察的。父母與社會只能從行為來推斷動機。而在缺乏其他資訊的情況下，「親自照護」被視為「愛」的更可信證據。^[29]

八、跨文化比較：孝道、福利國家與養老產業

不同文化對照護外包的接受度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可以從歷史、制度與價值觀的角度加以解釋。

東亞儒家傳統：孝道的制度化

在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韓國、台灣、越南），孝道（filial piety）是核心的社會規範。《孝經》明確規定：「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30]

孝道不僅是個人美德，更是社會制度。傳統中國的法律系統（例如《大清律例》）明確規定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不孝甚至是刑事犯罪。^[31] 這種制度化使得「孝」從內在動機轉變為外在約束，也使得「不孝」的標籤具有極強的社會懲罰效果。

在這個框架下，照護外包被視為孝道的「偷工減料」。即使子女有正當理由（工作繁忙、缺乏照護技能），外包行為仍然會招致社會的道德懷疑。^[32]

北歐福利國家：國家照護的合法性

北歐國家（瑞典、丹麥、挪威、芬蘭）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模式。在這些國家，老年照護被視為公民權利（citizenship right），由國家透過稅收提供。^[33]

為什麼北歐人接受「國家照護」而非堅持「家庭照護」？幾個因素可能解釋這個差異：

• 個人主義傳統：北歐文化強調個人獨立，老年人不希望「成為子女的負擔」，接受國家服務被視為維護尊嚴的方式^[34]
• 高度信任的國家：北歐人對政府機構有高度信任，相信國家提供的照護品質有保障^[35]
• 性別平等：拒絕將照護責任強加於女性（傳統上，照護工作由女兒或媳婦承擔），國家照護是性別解放的一部分^[36]
• 高稅收換取服務：北歐人支付全球最高的稅率，相應地期待政府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完整服務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北歐，「國家照護」與「市場照護」仍有區別。瑞典人可能接受政府養老院，但可能仍然懷疑「私人營利養老院」的動機。^[37]

美國：市場邏輯的深度滲透

美國代表另一種模式：老年照護高度市場化，養老院（nursing homes）、輔助生活設施（assisted living）、居家照護機構形成龐大的產業。^[38]

美國模式的背景包括：

• 地理流動性：美國人頻繁跨州遷移，成年子女往往與父母相隔數千公里，親自照護在物理上不可行
• 市場意識形態：對市場解決方案的信任，對政府干預的懷疑
• 核心家庭結構：三代同堂不是常態，老年人獨立居住被視為正常

但美國模式也暴露了市場照護的問題：養老院醜聞頻傳（虐待、疏忽），品質參差不齊，且費用高昂（每月可達一萬美元以上），許多中產階級家庭難以負擔。^[39]

台灣：轉型中的照護制度

台灣處於一個有趣的轉折點。傳統的儒家孝道規範仍然強大，但快速的社會變遷（少子化、女性就業率上升、都市化）使得傳統模式難以維繫。^[40]

外籍看護工的引進（主要來自印尼、菲律賓、越南）成為一種「折衷方案」：家庭仍然承擔照護責任（聘僱、監督、費用），但實際照護工作由移工執行。^[41] 這種模式保留了「家庭照護」的形式，但引發了新的問題：

• 移工權益：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休假權、人權保障
• 照護品質：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缺乏專業訓練
• 社會分層：照護成為階級議題——有錢請得起好看護，沒錢只能自己來
• 道德模糊：這算是「盡孝」還是「推卸」？社會規範尚未達成共識

九、重複賽局與家庭合作：長期關係的誘因結構

從博弈論的視角，家庭可以理解為一個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的場域。^[42] 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續數十年的長期關係。這個特性深刻影響了合作的誘因結構。

Robert Axelrod 的經典研究表明，在重複囚徒困境中，以牙還牙（Tit-for-Tat）策略可以支持合作均衡。^[43] 應用到家庭情境：如果子女今天不照護父母，未來可能面臨：

• 父母的情感疏離與遺產排除
• 兄弟姊妹的道德譴責
• 社區的名聲損失
• 自己老年時子女的「報復」（代際以牙還牙）

民間定理（Folk Theorem）進一步指出，只要參與者足夠有耐心（折現因子 δ 足夠高），幾乎任何可行的報酬組合都可以在重複賽局中成為均衡。^[44] 家庭的長期性質使得合作成為可能，而「親自照護」正是這種合作的具體體現。

然而，現代社會的變遷正在改變這個賽局的結構：

• 地理流動：子女與父母分隔兩地，重複互動的頻率下降
• 壽命延長：照護期間可能長達十年以上，成本大幅增加
• 社會流動：社區鄰里關係弱化，名聲機制失效
• 少子化：照護責任集中於更少的子女，負擔加重

當重複賽局的條件被破壞，合作均衡就會瓦解。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照護外包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普遍——不是因為人們變得「不孝」，而是因為賽局結構已經改變。^[45]

十、機制設計：如何在外包中保留信號價值？

如果照護外包在某些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最優的），那麼關鍵問題是：如何設計制度，使得外包照護仍然能夠傳遞「愛」的信號？

從機制設計的角度，有幾個可能的方向：

1. 保留「承擔」的角色

即使「給予」外包，子女仍可以積極參與「關注」與「承擔」——定期訪視、監督照護品質、處理緊急狀況、參與醫療決策。這表明外包是「選擇」而非「逃避」。

2. 增加監督成本作為信號

子女可以投入大量時間在監督上——與看護溝通、檢查照護紀錄、學習照護知識。這些投入雖然不是直接照護，但同樣是代價高昂的信號。

3. 透明化照護安排

讓父母與其他家庭成員了解照護安排的原因與權衡。坦誠的溝通可以減少「偷懶」的嫌疑。

4. 社會規範的重新談判

長期而言，社會規範需要與現實條件重新校準。當大多數家庭都面臨相似的困境時，「外包」可能逐漸被接受為合理的選擇——只要伴隨著真正的關心與監督。

5. 國家角色的再定位

如果社會認為老年照護是公共責任（而非僅僅是家庭責任），那麼「使用公共照護服務」就不再被視為「不孝」，而是「公民權利的行使」——類似北歐模式。

十一、少子化與高齡化：道德邊界的未來移動

台灣的總生育率已降至 0.87，為全球最低之一；同時，65 歲以上人口佔比將在 2025 年突破 20%，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46] 這個人口結構的劇變，將徹底改變照護的經濟學與道德學。

當每對夫妻平均只有一個孩子，而需要照護的老人數量持續增加，「親自照護」的數學將變得不可能：

• 一位獨生子女可能需要同時照護四位祖父母與兩位父母
• 如果這位子女也在職場工作（必須如此，因為退休金制度依賴工作人口繳費），物理上無法親自照護
• 照護工作的性別不平等將更加尖銳——傳統上由女性承擔，但當女性也必須就業時，誰來照護？

在這個背景下，照護的「道德邊界」必然會移動。未來的社會規範可能會：

• 更加接受機構照護與專業照護作為正當選項
• 將「監督」與「陪伴」視為孝道的新形式，而非堅持「親力親為」
• 發展新的信號機制來區分「盡責的外包」與「逃避的外包」
• 重新定義「好的老年」——從「被子女照護」轉向「獨立自主」或「社區互助」

科技的進步也將扮演角色：照護機器人、遠距醫療、智慧居家系統可能部分取代人力照護。但這些科技是否能夠傳遞「愛」的信號？這是未來社會必須回答的問題。

結語：理解道德直覺的經濟學

本文的目的不是判斷「親自照護」與「外包照護」哪個更道德——這個判斷取決於具體情境、價值觀與文化背景。我的目的是解釋為什麼人們會有這樣的道德直覺，以及這種直覺背後的經濟學與社會學邏輯。

從信號理論的角度，「親自照護」之所以被視為更高的道德行為，是因為它是一個代價高昂且難以偽造的信號。從契約理論的角度，親自照護解決了外包照護面臨的不完全契約與道德風險問題。從人類學的角度，親自照護維持了禮物經濟的互惠邏輯，避免了市場化帶來的關係商品化。

但這些邏輯都是情境依賴的。當賽局結構改變（少子化、高齡化、地理流動），當資訊結構改變（更好的監督機制），當社會規範改變（對「好的老年」的重新定義），照護的道德邊界也會隨之移動。

最終，這不是一個有標準答案的倫理問題，而是一個需要不斷重新談判的社會契約問題。而理解我們道德直覺的來源，正是進行這場談判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