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位來自某國的陌生人出現在你面前，你的大腦在毫秒之間已經完成了一系列判斷：教育水準、經濟能力、社會地位、可信任程度。你可能意識到這種判斷「不對」，卻無法阻止它發生。這種根據群體標籤自動進行的地位排序，是人類認知的普遍特徵，還是可以被消除的偏見？本文嘗試從經濟學、博弈論、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跨領域視角，解析這個讓人不舒服的問題。

一、統計歧視：偏見的「理性」基礎

1972 年，經濟學家 Edmund Phelps 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概念：統計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1] 他的核心論點是：當雇主無法直接觀察個體的真實能力時，使用群體平均值作為推斷依據，可能是「理性」的。這不是因為雇主心懷惡意，而是因為獲取個體資訊的成本太高。

Gary Becker 在其開創性著作《歧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中進一步區分了「偏好歧視」（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與「統計歧視」。[2] 偏好歧視源於對特定群體的厭惡，是非理性的；統計歧視則是基於資訊不完整的理性推斷。這個區分至關重要——它意味著即使消除了所有惡意，歧視仍可能以「理性」的形式存在。

Kenneth Arrow 在 1973 年的經典論文中，將統計歧視形式化為一個資訊經濟學問題。[3] 假設雇主面對兩個群體 A 和 B，兩群體內部的能力分布相同，但雇主認為 A 群體的平均能力較高。在這種信念下，雇主會傾向雇用 A 群體的成員。問題在於：如果這種信念導致 B 群體獲得較少的教育投資機會，B 群體的實際平均能力可能真的下降，從而「驗證」了雇主最初的信念。這就是所謂的「自我實現的歧視」（self-fulfilling discrimination）。

這種機制在國際脈絡下尤為明顯。當我們遇見一個陌生人，國籍往往是最容易觀察的「信號」。而這個信號承載著該國的 GDP、人類發展指數、教育水準、治安狀況等統計資訊。用 Michael Spence 的信號理論（Signaling Theory）來說，國籍成為一種「廉價」但有噪音的信號。[4]

二、博弈論視角：篩選、協調與關聯聲譽

統計歧視可以被建模為一個篩選博弈（Screening Game）。[5] 在這個博弈中，資訊不對稱的一方（例如雇主）設計一套篩選機制，讓資訊優勢方（例如求職者）透過可觀察的行為來傳遞私人資訊。問題是：當某些「信號」（如名校學歷）的獲取成本對不同群體不同時，篩選機制本身就可能強化既有的不平等。[6]

Thomas Schelling 的協調博弈理論提供了另一個視角。[7] 他提出「焦點」（focal point）的概念：在多重均衡的賽局中，參與者會不約而同地選擇某個「顯著」的均衡點。群體標籤正是這樣的焦點——它們是社會協調的產物，不一定反映真實的群體差異，但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強化的特性。

這解釋了為什麼「大家都用同樣的標籤」。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都相信某個群體具有某種特徵時，即使這種信念最初是任意的，它也會成為一個穩定的均衡。任何個體試圖偏離這個「共識」都可能付出成本——例如被視為天真、缺乏判斷力，或承擔更高的搜尋成本。

「關聯聲譽」（Reputation by Association）是另一個關鍵機制。[8] 在重複賽局的框架下，一個群體的「聲譽」是該群體成員過去行為的加權平均。這意味著：個體的行為不僅影響自己的聲譽，也影響其所屬群體的集體聲譽。反過來，個體也會被群體的集體聲譽所「綁架」。

這就引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例外」不會改變群體偏見？當我們遇見一位來自「低地位」國家的精英——例如名校畢業、跨國企業高管——我們的反應往往是將其視為「例外」，而非修正對該群體的整體評價。博弈論的解釋是：這涉及貝氏更新的數學結構，我們將在第五節詳細分析。

三、認知科學：快思慢想與社會認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將人類的思考系統區分為「系統一」（System 1）與「系統二」（System 2）。[9] 系統一是自動、快速、直覺的；系統二是刻意、緩慢、分析的。當我們根據群體標籤進行判斷時，使用的正是系統一。

這種「快思」並非缺陷，而是演化的產物。Amos Tversky 和 Kahneman 的捷思法研究表明，在資訊不完整、時間有限的環境下，使用簡化的經驗法則（heuristics）往往比複雜的分析更有效率。[10] 代表性捷思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讓我們根據「典型性」來判斷機率；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讓我們根據「容易想起的例子」來評估頻率。[11]

問題是，這些捷思法在處理群體差異時，會系統性地產生偏差。當媒體反覆呈現某個群體的負面形象時，可得性捷思法會讓我們高估該群體的負面特徵。當我們遇見一個「符合刻板印象」的個體時，代表性捷思法會讓我們過度確信自己的判斷。[12]

Henri Tajfel 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這種偏見如此頑固。[13] 人類有將自己歸類於某個「內群體」（in-group）並與「外群體」（out-group）區隔的本能傾向。這種內群體偏好（in-group bias）不需要任何真實的利益衝突——即使是隨機分組，人們也會傾向對「自己人」更友善。[14]

更令人不安的是 John Jost 等人的「系統正當化理論」（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15] 這個理論指出，即使是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成員，也可能內化並認同既有的階層結構。這不是因為他們「認清現實」，而是因為相信世界是公正的（just-world belief）能夠降低認知失調的痛苦。[16] 這解釋了一個反直覺的現象：為什麼有些人會歧視自己所屬的群體。

四、社會學框架：文化資本與世界體系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概念為理解群體階層提供了更宏觀的視角。[17] 他區分了三種資本：經濟資本（金錢）、社會資本（人脈）、與文化資本（品味、知識、舉止）。國籍可以被視為一種「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它是一種被正式承認的身份標誌，承載著特定的社會地位。

Bourdieu 的「場域」（field）理論進一步指出，不同形式的資本在不同場域中有不同的「匯率」。[18] 在學術場域，名校學歷的價值最高；在商業場域，經濟資本更為重要。但國籍作為一種「元資本」，影響著其他所有資本的價值——來自高地位國家的學歷、財富、人脈，往往被賦予更高的「匯率」。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將這種階層結構放在全球政治經濟的脈絡下。[19] 他將世界分為「核心」（core）、「邊陲」（periphery）與「半邊陲」（semi-periphery）三個區域。核心國家透過技術優勢和制度權力，持續從邊陲國家抽取剩餘價值。這不僅是經濟結構，也是認知結構——我們對不同國家的「尊重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全球分工體系。

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則揭示了這種階層結構的歷史根源。[20] 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概念指出，西方對「東方」的再現，不是客觀描述而是權力建構。[21] 殖民者透過知識生產和文化霸權，將被殖民者定義為「落後」、「野蠻」、「需要教化」的他者。這些殖民時期形成的認知框架，至今仍影響著我們對不同國家、不同人群的想像。

Frantz Fanon 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深刻分析了被殖民者如何內化殖民者的價值觀。[22] 當被壓迫者開始用壓迫者的眼光看待自己，他們就陷入了一種心理上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23] 這解釋了為什麼某些社會的成員會對「核心國家」的人過度尊敬，同時對「邊陲國家」的人展現輕蔑——他們不自覺地站在了「核心」的視角。

五、貝氏更新：為什麼「例外」無法推翻偏見

現在讓我們用數學語言精確描述為什麼少數「例外」不足以改變對群體的整體評價。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提供了一個優雅的框架：

設 H 為「某個群體具有某種負面特徵」的假設，E 為「遇見一個不符合刻板印象的該群體成員」的證據。根據貝氏定理：

P(H|E) = P(E|H) × P(H) / P(E)

其中 P(H) 是先驗機率（我們在遇見這個人之前對該群體的信念），P(E|H) 是似然度（如果假設為真，觀察到這個證據的機率），P(H|E) 是後驗機率（觀察到證據後，我們對假設的更新信念）。[24]

關鍵在於：當先驗機率 P(H) 非常高（例如 0.9）時，即使 P(E|H) 相對較低（例如「刻板印象為真的情況下，遇見例外的機率是 0.1」），後驗機率仍然會很高。[25] 讓我們做個具體計算。假設：

  • P(H) = 0.9（先驗：90% 確信該群體具有負面特徵）
  • P(E|H) = 0.1（如果刻板印象為真，遇見例外的機率）
  • P(E|¬H) = 0.5（如果刻板印象為假，遇見「符合期望」者的機率）

則 P(E) = P(E|H)×P(H) + P(E|¬H)×P(¬H) = 0.1×0.9 + 0.5×0.1 = 0.14

因此：P(H|E) = 0.1 × 0.9 / 0.14 ≈ 0.64

這意味著：即使遇見了一個「例外」，對該群體的負面信念只從 90% 下降到 64%——仍然高於 50%！[26] 更重要的是，由於「例外」被編碼為特殊案例，而非對規則的挑戰，多次遇見例外的累積效應遠小於貝氏定理預測的值。[27]

這解釋了為什麼「我有很多 X 國的朋友，他們都很優秀」這種陳述，往往與「但 X 國整體上還是⋯⋯」的判斷並行不悖。認知上，我們將例外歸類為「與群體分離的個體」，而非「群體真實樣貌的代表」。[28]

六、歷史案例：地位階層的建構與重構

明治維新與「脫亞入歐」

1868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精英提出「脫亞入歐」的口號，試圖透過全面西化來提升國家在國際階層中的地位。[29] 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明確主張：日本應該擺脫「落後」的亞洲鄰國，加入「文明」的西方陣營。[30] 這是一個自覺的「信號操作」——透過改變可觀察的制度、服飾、禮儀，來重塑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認知。

這個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成功了。1905 年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成為第一個在現代戰爭中擊敗歐洲列強的亞洲國家，徹底改變了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認知。[31] 但這個案例也揭示了地位提升的代價：日本為了被「核心」接納，不得不採取帝國主義的行為模式，最終導致了二戰的災難。

美國移民群體的地位演變

十九世紀中葉，愛爾蘭移民和義大利移民在美國被視為「非白人」或「次等白人」。[32] 當時的報紙充斥著對這些群體的刻板印象：愛爾蘭人被描繪為酗酒、暴力、智力低下；義大利人則與黑手黨、犯罪聯繫在一起。[33]

幾代人之後，這些群體已經完全「融入」主流白人社會。這種地位轉變涉及複雜的社會過程：經濟地位的提升、教育水準的提高、族群通婚的增加，以及——或許最重要的——新的「他者」（如亞洲移民、拉丁裔移民）的出現，讓原本的「邊緣白人」得以重新定義為「真正的白人」。[34]

「模範少數族裔」的建構

亞裔美國人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戲劇性的形象轉變。從十九世紀的「黃禍」、1882 年的《排華法案》、二戰期間的日裔集中營，到 1960 年代開始被建構為「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35]

這個標籤看似正面，實則是一種複雜的意識形態操作。Ellen Wu 的研究指出，「模範少數族裔」論述的興起，與冷戰時期美國需要向世界展示其種族關係已經改善的政治需求密切相關。[36] 同時，這個論述也被用來反駁非裔美國人的民權訴求——「看，亞洲人能成功，為什麼你們不能？」[37]

「模範少數族裔」的案例提醒我們：群體在地位階層中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被社會建構、不斷協商的。但這種建構往往服務於特定的權力結構，而非反映群體的「真實」特徵。

七、認知失調：「知道不對但還是這樣想」

本文開頭提到的那種狀態——「知道這種判斷不對，卻無法阻止它發生」——正是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典型表現。[38] Leon Festinger 在 1957 年提出這個概念，描述當我們的信念、態度或行為彼此矛盾時所產生的心理不適。

面對這種失調，人們通常有三種策略：[39]

  1. 改變行為：刻意抑制自動化的判斷，強迫自己用「系統二」來評估每個個體。
  2. 改變認知：說服自己這種判斷其實是「合理」的，從而消除不適感。
  3. 增加協調認知：例如「我不是歧視，我只是根據統計數據做判斷」。

第一種策略成本最高，因為它需要持續的認知努力。第二和第三種策略則是阻力最小的路徑——這也是為什麼偏見如此難以根除。Patricia Devine 的經典研究表明，即使是明確反對偏見的人，在快速判斷任務中仍會表現出隱性偏見（implicit bias）。[40] 差別在於，他們在有足夠時間和動機時，能夠覆寫這些自動化的反應。

八、核心洞見：偏見的「功能」與消除的困難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提煉出幾個核心洞見：

第一，偏見不是「非理性」，而是「有限理性」下的認知捷徑。在資訊不完整、時間有限的環境下，使用群體平均值來推斷個體特徵，可能是「效率最高」的策略。這不意味著偏見是「對」的，而是意味著它有認知上的「功能」。這讓偏見特別難以消除——你無法簡單地告訴人們「不要偏見」，因為你實際上是在要求他們放棄一個有用的工具。[41]

第二，群體階層是社會協調的產物，具有自我強化的特性。一旦某種階層結構成為「共識」，它就會影響資源分配、教育投資、社會流動，從而「驗證」自己。這是一種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歷史上偶然形成的階層結構，會透過制度和認知的雙重機制，持續影響現在和未來。[42]

第三，個體例外無法推翻群體偏見。貝氏更新的數學結構決定了，當先驗信念足夠強時，少量的反例證據只會被編碼為「例外」，而非用來修正對群體的整體評價。這解釋了為什麼「認識幾個優秀的 X 國人」不會改變對 X 國的整體看法。[43]

第四，被歧視者可能內化歧視。系統正當化理論告訴我們，即使是處於不利地位的人，也可能認同並維護既有的階層結構。這是因為相信「世界是公正的」能夠降低心理上的不確定性和焦慮。[44]

九、結語：反思的起點

本文的目的不是為偏見辯護，而是試圖理解它的結構。正如醫學必須先理解疾病的機制才能治療，社會要減少偏見，也必須先理解偏見為什麼存在、為什麼頑固、為什麼難以透過簡單的道德呼籲來消除。

歷史案例告訴我們，群體在地位階層中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愛爾蘭人、義大利人在美國的經歷，日本透過明治維新重塑國際形象的努力，都說明這種階層是可以被重構的。但重構需要的不僅是個體的努力，更需要制度的變革、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長時間的社會學習。[45]

或許最重要的啟示是：當我們發現自己在根據群體標籤進行自動化判斷時，這正是「系統二」介入的時機。承認這種傾向的存在，是反思的第一步；理解它的結構，是改變的前提。

下次當你的大腦在毫秒之間完成對一個陌生人的「排序」時，不妨問自己：這個判斷的來源是什麼？它服務於誰的利益？如果換成另一個人——同樣的能力、同樣的品格，但來自不同的國家——你的判斷會一樣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會讓你不舒服。但正是這種不舒服，標誌著反思的開始。

陳弘益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暨亞太地區代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 MBA 主任暨高管教育主任，為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主持跨國政策研究。現帶領超智諮詢，結合商學專業與前沿科技，提供 AI 及量子運算等領域的軟體開發及策略制定服務。策劃全球思想領袖論壇邀集逾 50 位國際領袖、累計觀眾逾 30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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