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你查看手機上的時間，你正在使用一個 142 年前由 25 個國家投票決定的標準——而這個標準的原點，是倫敦郊區一座天文台的十字絲。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的經線，成為全世界「零度」的起點，並非因為任何天文學或地理學的必然性，而是 1884 年大英帝國在全球權力頂峰時的政治決定。時區，這個我們每天習以為常的概念，實際上是帝國主義最成功、最持久的遺產之一。

一、1884 年華盛頓會議：一場關於「零」的博弈

1884 年 10 月，來自 25 個國家的 41 名代表齊聚華盛頓特區，參加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會議的核心議題看似純粹技術性：地球需要一條「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作為經度零點，以及一套統一的時間標準。但在這個技術問題背後，是一場赤裸裸的地緣政治博弈。[1]

當時的候選子午線並非只有格林威治。法國提議以巴黎天文台為零度經線；西班牙支持通過亞速群島的「中性」子午線；美國則有人主張使用耶路撒冷——畢竟這是三大宗教的聖城。然而，最終投票結果是 22 票贊成格林威治、1 票反對（聖多明各）、2 票棄權（法國和巴西）。[2]

為什麼格林威治勝出？答案並非科學，而是權力。1884 年的大英帝國控制著全球四分之一的陸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更關鍵的是，當時世界上 72% 的商船使用以格林威治為基準的海圖。[3] 在航海時代，這意味著絕大多數的跨國貿易已經在事實上採用格林威治標準。改變標準的成本太高，而維持現狀對大英帝國最有利——這是一個典型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案例。

二、協調賽局：為什麼「哪條線」不重要，但「同一條線」很重要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本初子午線的選擇是一個純協調賽局（pure coordination game）。在這類賽局中，參與者的報酬取決於他們是否選擇相同的策略，而非策略本身的優劣。設有 n 個可能的子午線選擇，每個國家 i 選擇策略 si ∈ {1, 2, …, n}，報酬函數為：

ui(s) = ∑j≠i 𝟙(si = sj)

這意味著每個國家的利益來自於與其他國家「協調一致」，而非選擇某個特定的子午線。從純粹數學的角度看，格林威治、巴黎或耶路撒冷都是等效的——任何一條線都可以成為零點。[4]

然而，現實世界的協調賽局從來不是對稱的。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g 提出的焦點均衡（focal point）理論解釋了為什麼某些選項在協調賽局中更容易成為均衡：當選項在文化、歷史或權力上具有「顯著性」（salience）時，它更容易成為大家協調的目標。[5]

1884 年的格林威治正是這樣的焦點：英國的海洋霸權使其海圖成為國際標準，而海圖的標準又反過來強化了格林威治的顯著性。這是一個正反饋循環——使用者越多，標準越有價值；標準越有價值，使用者越多。經濟學家 Brian Arthur 將這種現象稱為「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它是路徑依賴的核心機制。[6]

三、網絡效應與標準的鎖定：QWERTY 與格林威治

格林威治的故事與另一個經典案例——QWERTY 鍵盤——有著驚人的相似性。QWERTY 鍵盤的設計並非最優（事實上，Dvorak 鍵盤在打字效率上勝出），但由於早期打字機的市場佔有率，它成為了事實標準，並鎖定至今。[7]

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或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一個標準的價值不僅來自其內在品質，更來自使用該標準的人數。設標準 s 的使用者數量為 Ns，則每個使用者的效用可以表示為：[8]

U(s) = v(s) + f(Ns)

其中 v(s) 是標準的內在價值，f(Ns) 是網絡效應帶來的附加價值，且 f'(N) > 0。當網絡效應足夠強大時，即使一個標準的內在品質較差（v(s1) < v(s2)），只要它的使用者基礎夠大（f(Ns₁) > f(Ns₂) + [v(s2) - v(s1)]），它仍然會是均衡選擇。

這解釋了為什麼法國在 1884 年會議後仍然堅持使用「巴黎時間」長達 27 年。直到 1911 年，法國才正式採用格林威治標準——但為了面子，官方名稱是「巴黎平均時間減去 9 分 21 秒」，而非直接承認使用格林威治。[9] 這個細節完美展示了標準競爭中的政治張力：技術上屈服，但語言上抵抗。

四、標準的政治經濟學：誰的時間，誰的權力

標準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權力問題。社會學家 Stefan Timmermans 和 Geoffrey Bowker 在其經典著作中指出，所有標準都帶有政治性——它們決定了誰的做法被視為「正常」，誰的做法被視為「偏差」。[10]

時區標準的政治性尤其明顯。當格林威治成為零點，世界被劃分為「東」和「西」、「正」和「負」。這種二元劃分不是地理學的必然，而是以倫敦為中心的世界觀的投射。正如後殖民理論家 Edward Said 所分析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西方對「東方」的建構本身就是一種權力行使。[11]

經濟學家 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Robinson 的制度理論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們認為，殖民時期建立的制度往往具有高度的持久性——即使殖民統治結束，制度的慣性使其難以改變。[12] 時區正是這種「制度遺產」的典型例子：大英帝國早已解體，但格林威治仍然統治著全球的時間。

更深層的問題是：誰承擔了這個標準的成本？時區的設計假設了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正常」生活節奏——白天工作、夜晚休息。但對於位於時區邊緣或被迫採用與地理位置不符時區的國家，這意味著系統性的錯位。中國橫跨五個時區卻使用單一的「北京時間」；印度採用 UTC+5:30 的半時區；而西班牙雖然地理上應該使用 UTC+0（與英國相同），卻因為佛朗哥時期向納粹德國的政治靠攏而至今使用 UTC+1。[13]

五、時區的經濟成本：來自統計學的證據

時區錯位（time zone misalignment）的經濟與健康成本可以用統計方法量化。2019 年，經濟學家 Osea Giuntella 和 Fabrizio Mazzonna 利用美國縣級數據的自然實驗，測量了時區邊界對健康的影響。[14]

他們的研究設計精巧：美國的時區邊界往往穿過相鄰的縣，這些縣在地理、人口和經濟上高度相似，但因為時區不同而有不同的「社會時間」。在時區西側的縣，日落時間相對於時鐘較晚，居民的生理時鐘與社會時鐘存在更大的錯位。

研究結果令人震驚：位於時區西側邊緣的縣，居民的肥胖率高出 3%，糖尿病發病率高出 2%，心臟病發病率高出 4%，乳癌發病率高出 5%。[15] 這些效應在統計上高度顯著，且在控制了收入、教育、種族等變數後依然穩健。

Healthi = α + β × WestOfBorderi + γXi + εi

其中 WestOfBorder 是虛擬變數，表示該縣是否位於時區西側；X 是控制變數向量。研究發現 β 顯著為負（健康指標惡化），這為時區錯位的成本提供了因果證據。

類似的研究也在其他國家得到驗證。在西班牙——一個因歷史原因使用「錯誤」時區的國家——經濟學家發現，與葡萄牙（使用 UTC+0）相比，西班牙人平均每天少睡 40 分鐘，工作效率較低，且女性勞動參與率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16]

六、中國的單一時區：政治統一的代價

中國是時區政治最極端的案例。從地理上看，中國橫跨東經 73° 到 135°，應該劃分為五個時區（UTC+5 到 UTC+9）。然而，自 1949 年以來，全國統一使用「北京時間」（UTC+8）。[17]

這個決定的邏輯是政治性的：統一的時間象徵國家的統一。但經濟成本是真實的。在新疆最西端的喀什，太陽在北京時間早上 10 點左右升起，下午 7 點後才日落。這意味著當地居民的生理時鐘與社會時鐘存在巨大錯位——早上「8 點」上班時天還沒亮，下午「5 點」下班時太陽還高掛。

經濟學家估算，中國西部地區因時區錯位造成的生產力損失每年高達數百億美元。[18] 更微妙的是，單一時區強化了「北京中心」的權力結構——全國的作息節奏以北京為準，邊疆地區被迫適應。這是一種「時間殖民」（temporal colonialism），只不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同一個國家內。

有趣的是，新疆維吾爾族社區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了一套「雙時制」：官方場合使用北京時間，但民間使用比北京時間慢兩小時的「新疆時間」。這種「時間雙軌制」成為一種無聲的文化抵抗，也是身份認同的標記。[19]

七、日光節約時間：一場失敗的社會實驗

如果說時區是帝國主義的遺產，日光節約時間（Daylight Saving Time, DST）則是工業主義的遺產——而且是一個越來越被質疑的遺產。

DST 的概念最早由班傑明・富蘭克林在 1784 年以諷刺口吻提出，但真正實施是在一戰期間，德國為了節省煤炭而率先採用。[20] 其邏輯是：夏季將時鐘撥快一小時，可以延長晚間的日照時間，減少人工照明的能源消耗。

然而，現代研究幾乎一面倒地否定了 DST 的經濟效益。2008 年印第安納州的自然實驗——該州部分縣在那一年首次採用 DST——顯示，DST 反而增加了能源消耗約 1-4%，主要是因為空調使用量的上升抵消了照明的節省。[21]

更嚴重的是健康成本。每年春季「向前跳」（spring forward）的那個週一，心臟病發作率增加 24%；車禍率增加 6%；工傷率增加 5.7%。[22] 這些效應是因為一小時的睡眠剝奪打亂了生理節律。從統計學的角度看，DST 是一個全球規模的「干預」（intervention），而數據清楚顯示這個干預的淨效果是負面的。

為什麼 DST 仍然存在？答案再次是路徑依賴和協調成本。即使每個國家都知道 DST 的成本大於效益，單獨廢除會造成與其他國家的協調問題。這是一個集體行動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最優解是所有國家同時廢除，但沒有國家有誘因率先行動。[23]

八、數學插曲：日期變更線的拓撲學

時區系統有一個數學上不可避免的問題：如果我們沿著地球繞一圈，每跨越一個時區就加一小時，繞完一圈會多出 24 小時——也就是一天。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國際日期變更線」（International Date Line）。[24]

從拓撲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個「不可定向曲面」（non-orientable surface）的問題。地球表面是一個封閉曲面，時間的連續分配必然會在某處產生「斷裂」。這個斷裂點的選擇——國際日期變更線大致沿著 180° 經線——同樣不是數學必然，而是政治決定。

日期變更線的實際走向充滿了政治扭曲。它在白令海峽處向西彎曲，以確保俄羅斯全境在同一日期；在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處向東大幅彎曲，使該國成為第一個跨入新千年的國家（1995 年基里巴斯專門為此修改了日期變更線）。[25]

這些彎曲在地圖上看起來荒謬，但它們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即使是「自然」的數學邊界，也無法逃脫政治的塑造。

九、替代方案：廢除時區？

如果時區是帝國主義的遺產，我們能否廢除它？一些學者認真提出了這個建議。201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天文學家 Richard Conn Henry 和經濟學家 Steve Hanke 提出全球採用單一時間（UTC）的方案。[26]

他們的論點是：在全球化時代，時區造成的協調成本遠大於其便利。當你需要與紐約、倫敦、東京的同事開會時，你必須在腦中進行複雜的時區轉換。如果全球使用單一時間，這些摩擦成本將消失。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從多重均衡向單一均衡的轉移。當前的時區系統有 38 個「官方」時區（加上各種半時區和 DST 變體），全球 UTC 則只有一個協調點。轉移的問題在於過渡成本：誰來承擔調整的代價？

批評者指出，廢除時區並不能廢除地理現實。即使全球使用 UTC，紐約人仍然會在「14:00」午餐，而北京人會在「06:00」午餐。我們只是把「時區」的複雜性轉移到「什麼時間做什麼事」的複雜性。[27] 這是一種問題的重新分配，而非真正的簡化。

或許更務實的改革是取消日光節約時間，並允許各國根據地理位置選擇更合理的時區。歐盟在 2019 年投票決定在 2021 年廢除 DST，但因為新冠疫情和成員國無法就採用「永久夏令時」還是「永久標準時」達成共識，這項改革至今未能實施。[28]

十、從 GMT 到 UTC：語言的微妙政治

1972 年，世界標準時間的官方名稱從「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 GMT）改為「協調世界時」（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這個改變看似技術性——UTC 基於原子鐘，比基於地球自轉的 GMT 更精確——但其中的語言政治值得玩味。[29]

「UTC」這個縮寫是英語「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和法語「Temps Universel Coordonné」的妥協產物。如果按英語縮寫應該是 CUT，按法語應該是 TUC，但雙方都不願讓步，最終採用了兩者皆非的 UTC。[30]

這個妥協完美體現了國際標準制定中的權力動態：英國不再擁有 GMT 時代的獨霸地位，但格林威治天文台仍然是 UTC+0 的參考點。法國贏得了語言上的部分勝利，但實質的時間標準並未改變。這是一種象徵性的去殖民——名稱改了，但結構依舊。

類似的動態也出現在其他領域。國際度量衡局（BIPM）設在巴黎，公斤和公尺的定義權在法國；但國際時間標準的零點仍在英國。這種權力的分散反映了 19 世紀末英法競爭的歷史遺產，也說明了為什麼全球標準如此難以改變——每一個標準背後都是既得利益者。

結語：時間作為意識形態

法國哲學家 Henri Lefebvre 曾說：「空間是政治的。」[31] 本文的分析表明，時間同樣是政治的。時區不是自然的劃分，而是歷史的建構；它不是中性的技術，而是權力的投射。

當我們說「現在是幾點」，我們正在參與一個由 1884 年華盛頓會議確立、由大英帝國霸權背書、由 142 年的路徑依賴鎖定的全球制度。這個制度的受益者——歐洲和北美——正好位於「零點」附近，而受害者——中國西部、西班牙、或任何被迫使用「錯誤」時區的地方——則承擔著錯位的成本。[32]

這不是要呼籲廢除時區——如前所述，這在實務上幾乎不可能。但理解時區的政治性，可以幫助我們對其他看似「自然」的全球標準保持警覺：美元作為儲備貨幣、英語作為學術語言、矽谷作為科技中心。這些標準都有其歷史偶然性，都服務於特定的權力結構，都因網絡效應而難以改變。

下次當你調整手錶時，不妨想一想：你正在校準的，是一個帝國的時間。[33]

陳弘益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暨亞太地區代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 MBA 主任暨高管教育主任，為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主持跨國政策研究。現帶領超智諮詢，結合商學專業與前沿科技，提供 AI 及量子運算等領域的軟體開發及策略制定服務。策劃全球思想領袖論壇邀集逾 50 位國際領袖、累計觀眾逾 30 萬人次。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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