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本主義的雙重面貌：與 Branko Milanovic 的對話

2020 年秋天，我代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ZIBS）「對話大師」（Meet the Author）系列講座，邀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CUNY Graduate Center）的 Branko Milanovic 教授進行深度對話。Milanovic 教授是全球不平等研究的奠基人物，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其著作《Capitalism, Alone: 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哈佛大學出版社）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命題：資本主義已成為人類唯一的經濟體制，但它正以截然不同的兩種面貌統治著世界。

一、「資本主義，獨自佔領了全世界」——一個時代的結構性診斷

對話的開端，Milanovic 教授便以宏觀的歷史視角拋出核心論點：冷戰結束後，全球已不存在替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無論是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差異在於制度運作的方式。他將當代全球經濟體系劃分為兩種典型：自由功績資本主義（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與政治資本主義（political capitalism）。

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強調市場競爭與個人機會；後者以中國為典型，由國家扮演更積極的經濟引導角色。Milanovic 教授強調，這兩種制度並非抽象的理論建構，而是從歷史中自然演化的結果。他特別指出，中國的「政治資本主義」根植於二十世紀的革命歷程——共產主義革命完成了兩個歷史任務：擺脫外部勢力的控制，以及終結封建制度與準封建制度，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

二、不平等的六重機制：自由資本主義為何走向階級固化

對話中最具學術深度的部分，是 Milanovic 教授對自由功績資本主義中不平等加劇機制的系統性分析。他提出了六個相互強化的結構性因素，解釋了為何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正在走向自我複製的循環：

1. 資本報酬的極端集中——資本所得的基尼係數接近 1（理論最大值），遠高於勞動所得的 0.4 至 0.6。這意味著資本的果實幾乎完全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
2. 富人的資產報酬率更高——中低收入者的資產以房產為主，而頂端 5% 的富人主要持有金融資產。後者的報酬率系統性地高於前者，因為他們有能力聘請專業顧問、投資高收益標的。
3. 「同質富裕」（Homoploutia）的興起——這是 Milanovic 教授首創的概念，指越來越多人同時擁有高資本所得與高勞動所得。「你既是企業高管，領取高薪，同時擁有大量資本資產。」這與十九世紀「資本家只有資本、勞工只有工資」的清晰二分截然不同。
4. 同質婚配（Homogamy）——高所得者傾向與同一階層的人結婚。「我也是在工作中認識我太太的，我們有非常相似的背景。這是很自然的好發展，但它確實加劇了不平等。」
5. 教育投資的代際傳遞——富裕家庭投入大量資源於子女教育，確保下一代同樣擁有高資本所得與高勞動所得。
6. 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在自由資本主義中，經濟精英透過政治捐獻與遊說影響政策走向，進一步鞏固其經濟優勢。

Milanovic 教授的結論令人警醒：當這六個因素共同作用時，自由資本主義將形成一個極難撼動的新階級——它不是封建貴族的復辟，而是在現代制度框架內，以「功績」之名完成的階級固化。^[2]

三、中國的政治資本主義：另一條現代化路徑

在討論中國模式時，Milanovic 教授展現了罕見的學術平衡。他以大量中國公開數據為基礎，分析了中國不平等的特殊結構：城鄉差距——而非單純的貧富差距——構成了中國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他指出，中國的戶籍制度在推動城市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也造成了獨特的社會分層。不過，令人注目的是，近年來城市內部的所得不平等似乎已停止惡化，甚至出現下降趨勢——這可能意味著中國正在經歷「劉易斯轉折點」（Lewis turning point），即從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逐漸放緩，非技術工人的工資開始相對上升。

更深刻的是他對兩種體制的對稱性觀察：在自由資本主義中，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在政治資本主義中，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權力。兩者的腐敗風險同樣真實——只是方向相反。這一分析框架超越了簡單的意識形態對立，為我們理解當代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具穿透力的視角。^[3]

四、COVID-19 與資本主義的加速轉型

作為一場在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期間進行的對話，我特別就疫情對全球資本主義趨勢的影響請教 Milanovic 教授。他的回應極具前瞻性：「危機持續的時間越長，改變就越深刻。」

他分析了疫情加速的三個結構性變化：首先，遠端工作的普及正在根本性地改變勞動市場的地理結構，打破了「公民溢價」（citizenship premium）的傳統邏輯——如果你可以遠端為美國公司工作、卻生活在物價較低的母國，那麼遷移的誘因將大幅降低。其次，自動化與 AI 的加速採用正在推高資本所得佔比，而資本所得的高度集中意味著這一趨勢將進一步加劇不平等。第三，中美之間的政治與貿易緊張使得兩種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變得更加尖銳。

對於中美關係，Milanovic 教授不掩飾其憂慮：「這對美國不好，對中國不好，對世界也不好。」但他也指出，全球化的基本邏輯——比較優勢與互利交換——並未因政治緊張而消失，他期待未來能回歸更理性的國際合作框架。^[4]

五、全球不平等的深層結構：公民溢價與遷移的悖論

在觀眾提問環節，我將議題引向 Milanovic 教授的另一個核心概念——「公民溢價」（citizenship premium）與「公民罰則」（citizenship penalty）。這一概念指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一個人的所得有很大比例取決於他出生在哪個國家，而非個人才能或努力。

Milanovic 教授以數據說明：同樣教育程度、同樣職業的個人，僅因國籍不同，收入可以相差數倍。然而，這一「公民溢價」並非均勻分布——它對處於本國收入分配底層的人影響最大。如果你已經是母國的高收入者，國籍帶來的溢價可能趨近於零。

這段分析讓我深刻反思：在一個宣揚「全球化」的時代，出生地仍然是決定一個人經濟命運最重要的單一因素。這不僅是經濟學問題，更是一個深刻的倫理命題——而疫情後遠端工作的普及，或許正在為突破這一困境提供前所未有的技術可能性。^[5]

六、反思：理解資本主義，才能塑造更好的資本主義

與 Milanovic 教授的這場對話，發生在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劇烈重塑的 2020 年，至今其洞見仍持續發酵。

在不平等研究上，Milanovic 教授的「同質富裕」概念徹底改變了我理解當代不平等的方式。傳統的「勞資對立」框架已不足以解釋今天的現實——當同一群人同時佔據了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的頂端時，不平等的本質已從階級衝突轉變為階級固化。這對政策設計的啟示是深遠的：僅靠提高最低工資或加強勞動保護已不足以扭轉趨勢，必須同時處理資本所得的集中問題。

在全球治理上，他對自由資本主義與政治資本主義的對稱性分析——兩者各有其獨特的腐敗風險與制度弱點——為超越意識形態對立的務實對話提供了知識基礎。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劇的當下，這種分析框架彌足珍貴。

在教育創新上，Milanovic 教授關於教育投資如何加劇代際不平等的分析，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真正的教育公平不僅是「讓更多人上大學」，更是要打破教育資源與家庭財富之間的正向迴饋循環。這也是我在浙大商學院推動跨國教育合作時，始終堅持開放包容理念的原因。

正如 Milanovic 教授在對話尾聲所言：資本主義已經「獨自」佔領了全世界，我們無法逃離它。但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無論是哪一種資本主義——才是塑造更好未來的前提。這場對話提醒我們：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嚴謹的學術分析與開放的跨國對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