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 全球趨勢回顧與前瞻：重新檢視 Guillen 的預測

2020 年，我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主持「金融科技思想領袖」系列講座，與時任美國華頓商學院教授、後出任英國劍橋大學商學院院長的 Mauro Guillen 教授進行了一場關於《2030: How Today's Biggest Trends Will Collide and Reshape the Future of Everything》的深度對話。^[1] 五年過去，距離 2030 年僅剩不到五年。這是一個恰當的時間點，讓我們重新審視當時的預測：哪些已經被現實驗證？哪些被意外的變數推翻？又有哪些全新的力量在重塑 2030 年的面貌？

一、Guillen 的核心預測框架回顧

在 2020 年的那場對話中，Guillen 教授提出了一個極具野心的分析框架：他認為從現在到 2030 年，三組結構性趨勢將同時碰撞——人口結構轉變（全球老齡化與新興市場的青年膨脹）、經濟重心東移（亞洲與非洲中產階級的崛起）、以及科技變革（數位化、自動化與平台經濟的深化）。他將這種多重趨勢的同時碰撞比擬為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認為這是每隔兩三百年才會出現一次的歷史性結構轉型。^[1]

Guillen 教授在對話中還提出了幾個具體的預測：一、60 歲以上人口將在 2030 年前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群體；二、遠端工作將從應急措施轉變為新常態，催生真正的「全球人才市場」；三、共享經濟將因環境壓力而加速發展；四、數位貨幣將改寫全球貨幣體系的遊戲規則；五、全球化不會整體逆轉，但會經歷「選擇性重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對 COVID-19 的定位。Guillen 教授並不認為疫情創造了新趨勢，而是將其視為「偉大的加速器」（Great Accelerator）——它加劇了已經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讓原本預計在 2030 年才會到來的未來提前降臨。^[2]

帶著這些預測框架，讓我們逐一檢視過去五年的現實發展。

二、驗證的預測：遠端工作、銀髮經濟與新興市場

Guillen 教授最精準的預測之一，是關於遠端工作的常態化。2020 年對談時，全球正處於疫情初期的混亂之中，多數人將在家辦公視為臨時的應急措施。Guillen 教授卻明確預判：遠端工作將永久性地改變就業模式的底層結構。五年後的今天，這個判斷已被充分驗證。根據 McKinsey 的研究，全球約 35% 的知識工作者在 2025 年仍保持某種形式的混合辦公模式。^[3] 更重要的是，正如 Guillen 教授所預見的，一個真正的「全球人才市場」正在形成——跨國遠端僱用平台的交易量在過去五年間增長了超過 400%，企業越來越習慣僱用身處不同國家的團隊成員。

銀髮經濟的預測同樣被現實驗證。Guillen 教授當年以「灰色是新的黑色」（Gray is the new black）來描述老齡人口的商業價值。過去五年，從日本到歐洲到中國，銀髮經濟已從邊緣概念變為主流商業策略。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全球「長壽經濟」的規模在 2024 年已超過 22 兆美元。^[4] 科技巨頭們也終於開始重視高齡用戶的需求——Apple 的健康監測功能、Google 的無障礙設計、金融科技企業的簡化介面設計，都反映了這個趨勢的深化。

新興市場中產階級的崛起，也基本沿著 Guillen 教授預測的軌跡發展——儘管速度比他的樂觀估計略慢。印度在 2023 年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其數位支付生態系統（以 UPI 為核心）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東南亞的數位經濟規模持續擴張。非洲的行動金融（Mobile Money）用戶數突破了 8 億。^[5] 這些發展印證了 Guillen 教授的核心論點：全球經濟的重心確實在持續東移和南移。

三、意料之外：AI 革命、地緣政治斷裂與氣候急迫性

然而，過去五年也帶來了幾個 Guillen 教授在 2020 年的框架中未能充分預見的重大變數。

第一，也是最重大的意外，是生成式 AI 的爆發。2022 年 11 月 ChatGPT 的發布，引發了一場堪比互聯網誕生的技術革命。在 2020 年的對話中，Guillen 教授談到了自動化和數位化的趨勢，但生成式 AI 的出現速度和影響範圍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期。Goldman Sachs 的研究估計，生成式 AI 可能影響全球約 3 億個全職工作崗位；^[6] 而 AI 在教育、醫療、法律、創意產業的滲透速度，更是以月為單位在加速。這個變數不僅改變了 Guillen 框架中「科技變革」這一支柱的內涵，更可能從根本上重新定義「工作」和「學習」的概念。

第二個意外是地緣政治斷裂的加劇。Guillen 教授在 2020 年預見了全球化的「選擇性逆轉」，但他可能低估了地緣政治衝突的烈度。俄烏戰爭的爆發、中美科技脫鉤的深化、全球供應鏈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趨勢，使得全球化的走向變得比 Guillen 教授的框架所預設的更為複雜。世界貿易組織在 2024 年的報告中警告，全球貿易正在經歷「碎片化」（fragmentation）而非「逆全球化」——貿易並未萎縮，但正在沿著地緣政治的斷裂線重新配置。^[7]

第三個被低估的因素是氣候變遷的急迫性。Guillen 教授在 2020 年的對話中提到了共享經濟對資源永續的重要性，但氣候議題在過去五年間從「未來挑戰」升級為「即時危機」的速度，超過了大多數預測者的想像。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強度持續攀升，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的實施正在重塑國際貿易規則，而「綠色轉型」已從道德訴求變為硬性的商業合規要求。^[8]

這三個意外變數的共同點在於：它們不是否定了 Guillen 教授的框架，而是增加了框架的複雜度。Guillen 的「三重碰撞」模型需要擴展為一個更複雜的多維矩陣——在人口、經濟和科技之外，還需要加入地緣政治和氣候這兩個維度。

四、更新後的 2030 展望：五年倒數計時

距離 2030 年不到五年。基於對 Guillen 框架的修正和過去五年新變數的納入，我嘗試提出一個更新後的 2030 展望。

展望一：AI 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但社會適應速度將嚴重落後於技術進步。到 2030 年，生成式 AI 及其後續迭代將深度嵌入幾乎所有知識密集型產業。PwC 估計 AI 到 2030 年將為全球 GDP 貢獻約 15.7 兆美元。^[9] 然而，勞動力的轉型速度將遠遠落後於技術的部署速度，造成大規模的技能錯配和結構性失業。這將是 2030 年前各國政府面臨的最棘手的政策挑戰之一。

展望二：全球經濟將形成「三極」結構。美國主導的科技生態系統、中國主導的製造與數位支付生態系統、以及歐盟主導的規範與標準體系，將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形成動態平衡。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印度、印尼和巴西——將在三極之間進行策略性遊走，尋求最大化自身利益。Guillen 教授預測的經濟重心東移仍在持續，但路徑變得更加曲折和充滿不確定性。

展望三：數位貨幣的格局將超出 Guillen 的預測。在 2020 年的對話中，Guillen 教授正確地預判了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興起和加密貨幣的去投機化。但他未能預見的是「代幣化」（tokenization）的全面擴展——從不動產到藝術品到碳排放權，幾乎所有資產類別都在經歷代幣化的浪潮。根據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的預測，代幣化資產的全球市場規模到 2030 年可能達到 16 兆美元。^[10]

展望四：「終身學習」將從口號變為生存必需。Guillen 教授當年呼籲拋棄「學習—工作—退休」的三階段人生觀。在 AI 時代，這個呼籲變得更加急迫。到 2030 年，我預期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將建立某種形式的「國家終身學習帳戶」，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為持續性的技能更新投入資源。這對高等教育機構——包括 ZIBS 這樣的國際化商學院——意味著巨大的轉型壓力和機遇。

展望五：氣候與科技的交匯將催生全新的產業生態。從碳捕捉技術到氣候金融工具到綠色供應鏈管理，「氣候科技」（Climate Tech）將在 2030 年前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產業類別之一。這個趨勢將深刻改變金融、能源、製造和農業等傳統行業的運營邏輯。

五、對策略制定者的啟示

重新檢視 Guillen 教授的 2030 預測，最重要的啟示或許不在於哪些預測對了、哪些錯了，而在於一個更深層的方法論問題：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我們應該如何進行策略性的未來思考？

第一，擁抱「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而非「趨勢外推」（Trend Extrapolation）。Guillen 教授的預測框架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是因為他識別的是結構性力量而非具體事件。然而，生成式 AI 的爆發和地緣政治的急劇惡化提醒我們：黑天鵝事件的影響可能壓過任何結構性趨勢。Shell 在 1970 年代開創的情境規劃方法——不是預測一個未來，而是為多個可能的未來做準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11]

第二，培養「雙元能力」（Ambidexterity）。面對 2030 年的多重挑戰，無論是企業還是國家，都需要同時具備兩種看似矛盾的能力：一方面是「利用」（exploitation）——在現有框架下最大化效率和績效；另一方面是「探索」（exploration）——為根本性的環境變化做好準備。我在超智諮詢的實踐中不斷見證，最成功的組織都是那些能夠在「做好當下」和「準備未來」之間找到動態平衡的組織。

第三，「跨域連結」是理解未來的關鍵能力。Guillen 教授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教會我們用「碰撞」而非「孤立」的視角看待趨勢。AI 革命不能脫離人口老齡化來理解（誰來照護老人？AI 照護機器人的倫理是什麼？）；氣候變遷不能脫離地緣政治來分析（綠色轉型的成本由誰承擔？碳關稅如何改變全球貿易版圖？）。培養這種跨域連結的思維能力，是我在劍橋的研究和 ZIBS 的教學中一直強調的核心素養。

第四，重新定義「韌性」（Resilience）。過去五年的連續衝擊——疫情、地緣衝突、供應鏈斷裂、AI 顛覆——讓「韌性」從學術概念變成了生存必需。但真正的韌性不是「恢復原狀」（bounce back），而是「向前適應」（bounce forward）。企業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建構的，不是抵禦衝擊的堅硬盔甲，而是能夠在衝擊中學習和進化的組織機制。

在 2020 年為 Guillen 教授的《2030》中文版撰寫推薦序時，我寫道：理解未來的最佳方式，不是預測它，而是為它做好準備。五年後重新審視這句話，我仍然深以為然。Guillen 教授的框架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結構性力量的出色工具，而過去五年的意外則提醒我們保持謙遜——在歷史的洪流面前，最好的策略不是試圖控制方向，而是確保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在任何方向上都能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