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治理架構：數據驅動決策與公民參與的平衡之道

全球已有超過 1,000 個城市啟動了某種形式的「智慧城市」計畫，總投資規模預估在 2025 年超過 1,500 億美元。然而，在光鮮的技術展示背後，一個根本問題正在浮現：誰擁有城市的數據？誰決定演算法如何分配公共資源？當感測器遍布街道、AI 系統預測犯罪熱區，公民的隱私與自由如何保障？智慧城市的真正挑戰不在技術，而在治理。

一、四種智慧城市治理模式

全球智慧城市的發展呈現四種治理模式的分化：新加坡模式（國家主導型）以政府為核心驅動力，建構了全國性的數位孿生（Digital Twin）平台 Virtual Singapore，整合交通、能源與都市規劃的數據流。其優勢是效率與整合性，挑戰是公民參與不足與監控疑慮。哥本哈根模式（目標導向型）以 2025 年碳中和目標為核心，將智慧技術聚焦於能源管理、交通優化與建築節能，技術服務於明確的政策目標。^[1]

巴塞隆納模式（公民主權型）在經歷 Google Sidewalk Labs 式的爭議後，提出「數據主權」（data sovereignty）概念——城市數據屬於市民，不是科技公司。巴塞隆納建立了開源的 DECODE 平台，讓市民控制自己的數據如何被使用。杜拜模式（平台經濟型）將智慧城市視為經濟發展平台，透過區塊鏈政府、無紙化行政與自動駕駛法規先行，吸引全球科技企業落地。^[2]

二、數據治理：智慧城市的制度核心

智慧城市的運作基礎是數據——交通流量、空氣品質、用電模式、人流分布。但數據的蒐集、儲存與使用涉及深層的治理問題：數據所有權歸屬（政府、企業還是公民？）、數據存取權限（誰可以使用什麼層級的數據？）、演算法透明度（AI 決策的邏輯是否可審查？）、以及數據安全（如何防止大規模數據外洩？）。

歐盟的《數據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建立數據中介機構、設定公共數據的再利用規則、以及保障個人數據的自主控制權。對於智慧城市而言，關鍵是建立一套「城市數據治理章程」——明確規範數據的蒐集範圍、使用目的、保存期限與公民的退出權（opt-out）。^[3]

三、公民參與：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共創

智慧城市的終極目的是服務市民，但多數智慧城市計畫的規劃過程卻缺乏市民參與。Google 在多倫多 Sidewalk Labs 計畫的失敗，核心原因就是公民對數據使用的不信任與參與機制的缺位。成功的智慧城市需要將公民參與從「告知」升級為「共創」：透過數位參與平台（如台北市的 i-Voting、赫爾辛基的 OmaStadi）讓市民直接參與預算分配與城市規劃決策。

四、治理框架建議

1. 制定城市數據治理章程——明確數據所有權、存取權限、使用目的與公民退出機制。
2. 建立演算法影響評估制度——凡涉及公共資源分配的 AI 系統，必須接受獨立的演算法審計。
3. 設立公民數位參與平台——讓市民對智慧城市的規劃、實施與評估擁有制度化的發言權。
4. 採用開源優先原則——智慧城市的核心系統應盡可能使用開源軟體，避免對單一科技供應商的鎖定。

智慧城市不應該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技術殖民，而應該是一個由內而外的治理升級。技術是手段，公民福祉是目的，而治理制度是確保手段服務於目的的保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