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頭稅到土地稅：中國稅制革命與宋代人口奇蹟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亂爆發，盛唐的繁華一夕崩塌。然而，這場災難卻意外催生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財政改革之一——兩稅法。從「按人徵稅」轉向「按地徵稅」，這看似技術性的調整，卻深刻改變了中國農民的生育決策，最終讓宋代人口突破一億大關，超越了盛唐的巔峰。稅制設計如何影響人口行為？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為我們揭示了歷史的另一面。

一、人頭稅的枷鎖：租庸調制的困境

1.1 租庸調制的基本結構

唐初實行的「租庸調」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稅收體系。每個成年男丁（21-59 歲）被授予一定數量的土地，同時承擔相應的稅賦：^[1]

• 租：每丁每年繳納粟二石（約 120 斤），作為田租
• 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或以絹布代替（故稱「輸庸代役」）
• 調：每丁每年繳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這套制度的核心特徵是「以丁為本」——稅賦主要按人口（成年男丁）計算，而非按土地面積計算。這意味著每多生一個兒子，未來就要多繳一份稅。

1.2 人頭稅對生育的抑制效應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人頭稅實質上是對「生育」課稅。每個孩子（尤其是男孩）不僅意味著養育成本，還意味著成年後的終身稅負。理性的農民家庭會權衡利弊：多生孩子帶來的勞動力收益，是否能抵消多繳稅賦的成本？^[2]

在土地充裕的時代（如唐初），多生孩子意味著更多土地分配，收益可能大於成本。但隨著人口增長、土地稀缺，均田制逐漸崩潰，農民無法獲得足夠的土地，但人頭稅負擔依舊。這時，多生孩子就變成了純粹的負擔。

歷史人口學家推測，這是唐代中後期人口增長放緩的原因之一。盛唐時期（天寶年間，約 755 年）的人口峰值約為 5200-5400 萬戶（約 5000-6000 萬人口），此後長期停滯甚至下降。^[3]

二、兩稅法：從「稅人」到「稅地」的革命

2.1 楊炎改革的背景

安史之亂（755-763）後，唐朝的財政體系徹底崩潰。均田制名存實亡，大量土地被豪強兼併，戶籍制度混亂，許多農民逃亡成為「逃戶」或「客戶」，既不納稅也不服役。國家財政瀕臨破產。^[4]

建中元年（780 年），宰相楊炎向唐德宗建議全面改革稅制，推行「兩稅法」。這是中國財政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2.2 兩稅法的核心原則

兩稅法的基本原則是「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5]具體而言：

• 稅基轉變：從按「人丁」課稅，轉為按「資產」（主要是土地）課稅
• 簡化稅目：將繁雜的租、庸、調及各種雜稅合併為夏、秋兩季徵收的統一稅
• 現居原則：不再區分「主戶」與「客戶」，在哪裡居住就在哪裡納稅
• 貧富有差：根據資產多寡決定稅額，而非一刀切的人頭稅

2.3 對生育行為的解放效應

兩稅法的核心變革在於：生孩子不再直接增加稅負。稅額主要取決於擁有多少土地，而非家中有多少丁口。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生育激勵：

「舊制：一男授田百畝，須納租庸調。今則田不必授，而稅止於地。民生子，無復增稅之患，故戶口益蕃。」——後世史家的觀察^[6]

當然，兩稅法並非完全取消人頭稅。在實際執行中，戶稅（按戶計算）與地稅（按田畝計算）並存，但人頭稅的比重大大降低。這種「部分解放」已足以改變農民的生育決策。

三、宋代人口的爆發性增長

3.1 從五千萬到一億

兩稅法在唐末、五代延續，宋朝建立後進一步完善。宋代的稅制更加強調土地稅（田賦），丁稅（身丁錢）雖然存在，但比重較低，且各地執行不一。^[7]

這種稅制環境下，宋代人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據歷史人口學家的估計：^[8]

• 北宋初（960 年代）：約 3000-4000 萬人
• 北宋中期（1080 年代）：約 8000-9000 萬人
• 北宋末（1100 年代）：突破 1 億，可能達到 1.1-1.2 億

這是中國歷史上人口首次突破一億大關，也是當時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相比之下，盛唐天寶年間的人口估計為 5000-6000 萬，宋代人口幾乎翻倍。

3.2 其他促進因素

當然，宋代人口增長不能完全歸因於稅制改革。其他重要因素包括：

• 農業技術進步：占城稻的引進、水利設施的完善、複種制的推廣
• 商業經濟發展：城市化、手工業、海外貿易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
• 政治相對穩定：宋代雖然軍事上積弱，但內部較少大規模動亂
• 氣候因素：宋代前期正值「中世紀溫暖期」，有利於農業生產

然而，稅制改革是制度層面的根本變革，它為人口增長提供了持續的激勵結構。沒有這個制度基礎，其他因素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四、魚鱗圖冊：土地丈量技術的巔峰

4.1 從兩稅法到一條鞭法

兩稅法確立了「以地為本」的原則，但要真正落實「按地徵稅」，必須解決一個技術問題：如何準確丈量每家每戶的土地面積？

唐宋時期的土地登記相對粗糙，往往依賴自報或估計，導致大量逃稅與不公。到了明代，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1581 年），將各種賦役合併為單一的銀兩稅，進一步強化了土地稅的主導地位。^[9]

一條鞭法的有效執行，依賴於精確的土地清查。這催生了中國歷史上最精密的土地登記制度——魚鱗圖冊。

4.2 魚鱗圖冊的結構與功能

魚鱗圖冊得名於其圖形外觀：每塊土地的形狀被繪製成圖，因形似魚鱗而得名。它是一種結合地圖與登記簿的綜合性文書，包含以下資訊：^[10]

• 地理位置：每塊土地的方位、四至（東西南北鄰接何地）
• 面積：以畝、分、釐等單位精確標註
• 地目：水田、旱地、山林、宅基等分類
• 業主：土地所有者的姓名
• 稅額：該塊土地應繳納的田賦數額

魚鱗圖冊的編製需要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官員帶領測量人員（「弓手」）逐田丈量，繪製地圖，登記入冊。這是一項浩大的行政工程，體現了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穿透力。

4.3 技術進步與制度效應

魚鱗圖冊的普及，標誌著中國土地管理技術達到了前現代社會的巔峰。它有幾個重要的制度效應：

• 減少逃稅：土地面積有據可查，難以隱瞞
• 抑制兼併：土地交易必須變更登記，有利於政府監控
• 保障產權：農民可以依據圖冊主張土地權利
• 促進交易：明確的產權有利於土地市場的發展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指出，魚鱗圖冊制度是理解明清社會經濟的關鍵。它不僅是稅收工具，更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體現。^[11]

五、攤丁入畝：稅制革命的最終完成

5.1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儘管兩稅法和一條鞭法大大降低了人頭稅的比重，但丁稅（按人丁徵收的稅）並未完全消失。直到清代，才迎來這場稅制革命的最終章。

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銀數額為準，此後新增人口不再增加丁稅。^[12]這等於宣告：從今以後，生孩子不會增加任何稅負。

5.2 雍正攤丁入畝

雍正帝更進一步，推行「攤丁入畝」——將丁銀完全併入田賦，按土地面積徵收。這標誌著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正式走入歷史。^[13]

攤丁入畝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清代人口從康熙末年的約 1.5 億，增長到乾隆末年的約 3 億，道光年間達到 4 億。^[14]當然，如前文所述，番薯等美洲作物的引進也是重要因素，但稅制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礎。

六、制度經濟學的啟示

6.1 激勵結構的力量

從兩稅法到攤丁入畝，這段歷史是制度經濟學的絕佳案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曾指出：制度是「遊戲規則」，它塑造人們的激勵結構，從而影響經濟行為。^[15]

人頭稅制度下，多生孩子意味著更高的稅負，農民有動機少生或隱匿人口。土地稅制度下，人口不再是稅負的計算基礎，生育決策回歸到家庭對勞動力需求的考量。制度的微小調整，經過千萬家庭的放大，最終產生了人口規模的巨大差異。

6.2 現代啟示：稅制與生育率

當代許多國家面臨低生育率的困境，政府紛紛推出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生育補貼、育兒假、托兒服務等。然而，從中國稅制史的經驗來看，更根本的問題可能在於制度環境是否對生育「友善」。

如果養育孩子的成本過高（房價、教育、醫療），而收益（養老保障、家庭勞動力）不確定，理性的家庭自然會選擇少生或不生。這與古代人頭稅的邏輯並無本質區別——只是「稅」的形式從國家徵收變成了市場定價。

6.3 技術與制度的互動

魚鱗圖冊的故事還揭示了技術與制度之間的複雜關係。「按地徵稅」的理念早在兩稅法時就已確立，但真正的落實需要土地丈量技術的成熟。沒有魚鱗圖冊這樣的技術工具，再好的制度設計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

這對當代治理同樣有啟示意義。數位技術正在重塑政府的治理能力——從稅收徵管到社會保障，從環境監測到疫情防控。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它如何被嵌入制度結構，將決定治理的效果與社會的走向。

七、結語：制度變遷的漫長迴響

公元 780 年，宰相楊炎奏請推行兩稅法，唐德宗批准。這位改革者當時不可能預見，這項稅制調整將如何深遠地影響中國的人口軌跡。從唐中葉的 5000 萬，到宋代的 1 億，再到清代的 4 億——每一次人口突破，都與稅制改革的深化息息相關。

歷史的教訓是：制度設計的細節至關重要。一個看似技術性的稅基選擇——按人還是按地——卻能在數百年間累積出截然不同的社會後果。這提醒我們，在設計任何制度時，都必須認真思考它將如何影響人們的激勵結構，以及這些激勵將如何在時間中放大。

魚鱗圖冊的鱗片早已泛黃，兩稅法的條文早已湮沒在故紙堆中。但它們所代表的制度創新精神，以及它們對社會的深遠影響，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