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九月,數十萬高中畢業生透過聯合分發系統進入大學;每年三月,數萬名醫學院畢業生透過全國住院醫師配對計畫(NRMP)進入教學醫院;在美國,每年有數千名腎臟衰竭患者透過腎臟交換計畫獲得新生。這些看似迥異的制度,背後卻有著共同的數學基礎——穩定配對理論(Stable Matching Theory)。這個始於 1962 年的數學問題,最終在 2012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定,成為數學如何改善社會制度最優雅的典範。
一、穩定婚姻問題:當「跳槽」成為威脅
1962 年,美國數學家 David Gale 與 Lloyd Shapley 在《美國數學月刊》發表了一篇僅 9 頁的論文,標題是「大學入學與婚姻穩定性」(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這篇看似不起眼的論文,卻開創了整個配對理論領域。[1]
他們提出的問題極為簡潔:假設有 n 位男士和 n 位女士,每個人對異性都有一個偏好排序(從最喜歡到最不喜歡)。我們的任務是將所有人配成 n 對,使得配對結果是「穩定」的。但什麼是「穩定」?
定義:一個配對是不穩定(unstable)的,若且唯若存在一對男女(比如小明和小美),他們沒有被配在一起,但雙方都寧願拋棄現在的伴侶、轉而與對方在一起。這樣的一對稱為「阻塞對」(blocking pair)。一個穩定配對就是不存在任何阻塞對的配對。
用白話來說,穩定配對意味著:沒有人可以「跳槽」到更好的對象,因為那個更好的對象不會接受他們。這聽起來像是一種「各安其位」的社會秩序——每個人都可能沒有配到最愛的對象,但至少不會有一對私奔者破壞整個系統。
Gale 和 Shapley 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穩定配對是否總是存在? 他們不僅證明了答案是肯定的,還給出了一個優雅的演算法來找到它。
二、延遲接受演算法:數學的優雅
Gale-Shapley 演算法,也稱為「延遲接受演算法」(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是配對理論的核心。它的運作方式如下:
男方求婚版本
- 第一輪:每位男士向自己偏好名單上排名最高的女士求婚。
- 每位女士審視所有向她求婚的男士,暫時「保留」她最喜歡的那位(但尚未最終接受),拒絕其他人。
- 後續輪次:被拒絕的男士向偏好名單上的下一位女士求婚。女士可以「升級」——如果新的求婚者比她目前保留的更好,她就拋棄原本保留的,改為保留新的。
- 終止:當所有男士都已配對(或已被所有女士拒絕)時,演算法終止,此時每位女士最終接受她保留的對象。
這個演算法之所以稱為「延遲接受」,是因為女士從不立即接受求婚,而是保持選項開放,等待可能更好的對象出現。這種「貨比三家」的策略,正是演算法能夠達成穩定配對的關鍵。
存在性證明
為什麼這個演算法總能產生穩定配對?證明的核心在於反證法:
假設最終配對中存在一個阻塞對(小明,小美),即小明和小美都寧願與對方在一起。這意味著:
- 小明更喜歡小美,勝過他最終配到的對象。
- 小美更喜歡小明,勝過她最終配到的對象。
但根據演算法,小明在求婚過程中一定曾向小美求過婚(因為他會按偏好順序求婚,而他更喜歡小美)。既然小明曾向小美求婚,為什麼小美最終沒有選擇他?只有兩種可能:
- 小美當時拒絕了小明,因為她保留了一個更好的對象。
- 小美後來「升級」,拋棄了小明,因為出現了更好的人選。
無論哪種情況,小美最終配到的對象都比小明好(因為女士只會升級,不會降級)。這與「小美更喜歡小明」矛盾。因此,阻塞對不可能存在,配對必然穩定。[2]
男方最優 vs 女方最優
這裡有一個關鍵的不對稱性:當男方求婚時,演算法產生的穩定配對是男方最優(man-optimal)的,意即每位男士都得到他在所有穩定配對中可能得到的最佳結果。同時,這個配對也是女方最劣(woman-pessimal)的。
反之,如果讓女士求婚、男士保留,則結果是女方最優、男方最劣。這個發現揭示了一個深刻的事實:演算法的設計選擇隱含著權力的分配。誰來求婚、誰來等待,決定了誰是贏家。這不僅是數學定理,更是市場設計的政治經濟學。[3]
三、兩位數學家的故事
David Gale(1921–2008)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數學家,以博弈論和線性規劃聞名。Lloyd Shapley(1923–2016)則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數學家與經濟學家,被公認為博弈論的奠基人之一。
兩人的合作始於一個簡單的問題:大學入學制度能否設計得更公平?當時美國的大學招生混亂無序——學校發出錄取通知的時間不一,學生被迫在沒有完整資訊下做出決定,結果是大量的「反悔」與「毀約」。Gale 和 Shapley 意識到,這本質上是一個配對問題。
有趣的是,這篇論文的題目雖然提到「大學入學」,但全文幾乎都在討論「婚姻穩定性」。這是 Shapley 的風格——他喜歡用簡單的隱喻來闡述深刻的數學結構。「穩定婚姻」這個名稱從此成為這個領域的標誌。[4]
Shapley 的另一項重大貢獻是「Shapley 值」(Shapley Value)——一種公平分配合作博弈收益的方法。如果說穩定配對解決的是「如何匹配」,Shapley 值解決的是「如何分錢」。這兩項工作共同奠定了現代市場設計的數學基礎。
四、Alvin Roth:從理論到實踐的橋樑
如果說 Gale 和 Shapley 創造了理論,那麼 Alvin Roth 就是將理論帶入現實世界的人。Roth 是哈佛大學(現為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家,他的貢獻在於:發現現實世界中許多看似無關的制度,其實都是配對問題,而且可以用 Gale-Shapley 框架來分析與改進。
美國住院醫師配對系統(NRMP)
Roth 最著名的發現之一,是關於美國住院醫師配對系統的研究。1950 年代,美國醫學教育面臨嚴重問題:醫學院學生畢業前就被各醫院搶先錄取,有些甚至在大二就收到 offer。這種「提前錄取競賽」導致雙方都沒有足夠資訊做出好的決定,怨聲載道。
1952 年,全國住院醫師配對計畫(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 NRMP)成立,採用了一種集中配對機制。令人驚訝的是,Roth 在 1984 年證明,NRMP 所使用的演算法本質上就是 Gale-Shapley 演算法的變體——儘管 NRMP 的設計者並不知道 Gale-Shapley 的論文!這是獨立發現的精彩案例。[5]
然而,Roth 也發現了 NRMP 的問題:原始設計是「醫院求婚」版本,這意味著結果對醫院最優、對學生最劣。1990 年代,Roth 重新設計了 NRMP,改為「學生求婚」版本,使結果對學生更有利。這項改革至今仍在運作,每年配對超過 4 萬名住院醫師。[6]
紐約市高中入學系統
2003 年,Roth 受邀重新設計紐約市高中入學系統。原本的制度是「混亂市場」:學生只能申請 5 所學校,學校可以策略性地優先錄取「把本校列為第一志願」的學生。結果是:超過 3 萬名學生每年被分配到沒有申請的學校。
Roth 的團隊引入了延遲接受演算法,讓學生可以列出最多 12 個志願(後來放寬為無限制),學校不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第幾志願。這個設計有兩個關鍵優點:
- 策略防禦性(strategy-proofness):學生不需要策略性地隱藏真實偏好,誠實報告就是最佳策略。
- 穩定性:不存在學生和學校雙方都想「跳槽」的情況。
改革後,未被配對到任何志願的學生從 3 萬人降至約 3 千人。這是市場設計改善公共政策的經典案例。[7]
腎臟交換配對
Roth 最具人道主義意義的貢獻,或許是腎臟交換計畫。假設 Alice 願意捐腎給她的丈夫 Bob,但血型不合。同時,Carol 願意捐腎給她的兄弟 Dan,但也血型不合。如果 Alice 的腎與 Dan 相容,Carol 的腎與 Bob 相容,他們就可以「交換」——Alice 捐給 Dan,Carol 捐給 Bob,四個人都獲益。
Roth 與他的合作者設計了一套演算法,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尋找這樣的「交換鏈」。這不是標準的穩定配對問題(因為腎臟交換涉及「同時性」約束——所有手術必須同時進行,否則有人可能反悔),但 Roth 創造性地調整了理論框架來解決這個問題。
至今,這套系統已經挽救了數千條生命。這或許是數學最直接拯救生命的例子之一。[8]
五、201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2 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 Lloyd Shapley 和 Alvin Roth,表彰他們「在穩定配對理論與市場設計實踐的貢獻」。這是配對理論的最高榮譽,也是「市場設計」(Market Design)這個新興領域的正式確立。[9]
頒獎詞特別強調了這項研究的獨特之處:它不是關於傳統的價格市場,而是關於「沒有價格的市場」。在大學入學、住院醫師配對、器官捐贈這些場景中,我們不能用金錢來買賣位置或器官(這既不道德也違法)。但配對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同樣需要有效的機制來解決。Gale-Shapley 框架提供了這樣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David Gale 於 2008 年去世,未能見證這一榮譽。諾貝爾獎不頒給已故者,但所有人都承認他的開創性貢獻。
六、數學的深度:三個定理
對於想要深入理解配對理論的讀者,以下是三個核心定理:
定理一:穩定配對的存在性
定理:對於任意有限的雙邊配對問題,穩定配對總是存在。
證明:Gale-Shapley 演算法在有限步驟內終止,且產生穩定配對(如前所述)。由於演算法是構造性的,這同時證明了存在性。
定理二:求婚方最優性
定理:延遲接受演算法(求婚方為男方)產生的配對,是所有穩定配對中對每位男士最優的;同時,它也是所有穩定配對中對每位女士最劣的。
這個定理的意涵是:穩定配對不唯一(通常有很多個),但延遲接受演算法會選出其中對求婚方最有利的那一個。[10]
定理三:策略防禦性
定理:在延遲接受演算法中,對求婚方而言,誠實報告偏好是佔優策略(dominant strategy)。也就是說,無論其他人如何報告,求婚方都沒有動機謊報自己的偏好。
這是市場設計的黃金標準:一個好的機制應該讓參與者不需要「玩遊戲」,誠實就是最佳策略。然而,這個定理有一個重要的但書:接受方沒有策略防禦性。女士有時可以透過策略性地修改偏好清單來獲得更好的結果,這也是為什麼現實中的配對系統設計需要小心處理。[11]
七、延伸議題:超越一對一配對
現實世界的配對問題往往比「穩定婚姻」更複雜。以下是幾個重要的延伸:
多對一配對:學校招生
在大學招生中,一所學校可以錄取多名學生,但每位學生只能進入一所學校。這是「多對一配對」(many-to-one matching)問題。Gale-Shapley 演算法可以直接推廣:我們只需讓每所學校有一個「配額」(quota),在演算法中保留最多該數量的申請者。穩定性的定義相應調整為:沒有學生和學校雙方都想「交換」現有配對。
帶有配偶的配對
住院醫師配對的一個特殊問題是「情侶配對」:兩位醫學生是夫妻,希望被分配到同一城市的醫院。這大大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甚至可能導致穩定配對不存在。Roth 和他的同事發展了專門處理這種情況的演算法,但必須接受「近似穩定」而非完美穩定。[12]
腎臟交換的特殊性
腎臟交換不是標準的雙邊配對,而是涉及「交換環」(exchange cycles)。一個 3-way 交換意味著三對捐贈者-受贈者同時交換;更長的鏈條可以幫助更多人,但手術的同時性要求也更難滿足。Roth 的創新之一是引入「非指定捐贈者」(non-directed donor)——一位願意無私捐腎的陌生人——作為交換鏈的起點,大幅增加了配對的可能性。
八、台灣的應用與啟示
台灣的大學聯合分發制度,本質上也是一個配對問題。現行制度採用的是「學生優先」的志願序分發(類似於延遲接受的學生求婚版本),這對學生相對有利。然而,台灣制度有其特殊性:
- 考試成績作為唯一排序標準:不同於美國的多元審查,台灣傳統上以考試成績決定錄取,這簡化了學校的「偏好」,但也犧牲了其他考量。
- 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這些管道引入了更多「雙邊選擇」的元素,更接近 Gale-Shapley 框架。
- 策略性行為:學生在填寫志願時仍存在策略性考量(例如「落點分析」),這表明制度尚未達到完全的策略防禦性。
從配對理論的視角,台灣的升學制度仍有改進空間——特別是在讓學生能夠更誠實地表達偏好、減少「賭志願」的焦慮方面。
九、結語:數學如何改善社會制度
配對理論的故事,是數學與社會科學完美結合的典範。一個 1962 年的純數學問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最終改變了數百萬人的人生軌跡——從進入夢想的學校,到獲得救命的器官。
這個故事給我們幾個深刻的啟示:
- 好的制度設計可以減少「內卷」:當規則清晰、誠實報告是最佳策略時,參與者不需要花費精力在「遊戲規則」上,可以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
- 數學不只是計算,更是設計工具:Gale-Shapley 演算法不只是解決問題,它還告訴我們哪些問題是可解的、解有哪些性質、設計選擇會帶來哪些後果。
- 理論與實踐的橋樑需要有人去搭建:Shapley 創造了理論,Roth 將它帶入現實。學術研究的價值,往往要透過這樣的「轉譯者」才能實現。
回顧這段歷史,最令人感動的或許是:當我們精心設計制度時,數學可以成為正義的工具。在沒有價格的市場中,穩定配對提供了一種公平——每個人都得到他們在這個系統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沒有人會被不公平地拋下。
這正是「市場設計」這個領域的核心信念:我們不必被動接受現有的制度,我們可以用數學與經濟學的工具,設計出更好的遊戲規則。
References
- Gale, D., & Shapley, L. S. (1962).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69(1), 9-15.
- Roth, A. E., & Sotomayor, M. A. O. (1990). Two-Sided Matching: A Study in Game-Theoretic Modeling and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uth, D. E. (1976). Mariages stables et leurs relations avec d'autres problèmes combinatoires.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 Shapley, L. S. (1953). A value for n-person games. In H. W. Kuhn & A. W. Tucker (Ed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Games II (pp. 307-31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th, A. E. (1984).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for medical interns and residents: A case study in game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6), 99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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