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九月,數十萬高中畢業生透過聯合分發系統進入大學;每年三月,數萬名醫學院畢業生透過全國住院醫師配對計畫(NRMP)進入教學醫院;在美國,每年有數千名腎臟衰竭患者透過腎臟交換計畫獲得新生。這些看似迥異的制度,背後卻有著共同的數學基礎——穩定配對理論(Stable Matching Theory)。這個始於 1962 年的數學問題,最終在 2012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定,成為數學如何改善社會制度最優雅的典範。

一、穩定婚姻問題:當「跳槽」成為威脅

1962 年,美國數學家 David Gale 與 Lloyd Shapley 在《美國數學月刊》發表了一篇僅 9 頁的論文,標題是「大學入學與婚姻穩定性」(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這篇看似不起眼的論文,卻開創了整個配對理論領域。[1]

他們提出的問題極為簡潔:假設有 n 位男士和 n 位女士,每個人對異性都有一個偏好排序(從最喜歡到最不喜歡)。我們的任務是將所有人配成 n 對,使得配對結果是「穩定」的。但什麼是「穩定」?

定義:一個配對是不穩定(unstable)的,若且唯若存在一對男女(比如小明和小美),他們沒有被配在一起,但雙方都寧願拋棄現在的伴侶、轉而與對方在一起。這樣的一對稱為「阻塞對」(blocking pair)。一個穩定配對就是不存在任何阻塞對的配對。

用白話來說,穩定配對意味著:沒有人可以「跳槽」到更好的對象,因為那個更好的對象不會接受他們。這聽起來像是一種「各安其位」的社會秩序——每個人都可能沒有配到最愛的對象,但至少不會有一對私奔者破壞整個系統。

Gale 和 Shapley 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穩定配對是否總是存在? 他們不僅證明了答案是肯定的,還給出了一個優雅的演算法來找到它。

二、延遲接受演算法:數學的優雅

Gale-Shapley 演算法,也稱為「延遲接受演算法」(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是配對理論的核心。它的運作方式如下:

男方求婚版本

  1. 第一輪:每位男士向自己偏好名單上排名最高的女士求婚。
  2. 每位女士審視所有向她求婚的男士,暫時「保留」她最喜歡的那位(但尚未最終接受),拒絕其他人。
  3. 後續輪次:被拒絕的男士向偏好名單上的下一位女士求婚。女士可以「升級」——如果新的求婚者比她目前保留的更好,她就拋棄原本保留的,改為保留新的。
  4. 終止:當所有男士都已配對(或已被所有女士拒絕)時,演算法終止,此時每位女士最終接受她保留的對象。

這個演算法之所以稱為「延遲接受」,是因為女士從不立即接受求婚,而是保持選項開放,等待可能更好的對象出現。這種「貨比三家」的策略,正是演算法能夠達成穩定配對的關鍵。

存在性證明

為什麼這個演算法總能產生穩定配對?證明的核心在於反證法:

假設最終配對中存在一個阻塞對(小明,小美),即小明和小美都寧願與對方在一起。這意味著:

  • 小明更喜歡小美,勝過他最終配到的對象。
  • 小美更喜歡小明,勝過她最終配到的對象。

但根據演算法,小明在求婚過程中一定曾向小美求過婚(因為他會按偏好順序求婚,而他更喜歡小美)。既然小明曾向小美求婚,為什麼小美最終沒有選擇他?只有兩種可能:

  1. 小美當時拒絕了小明,因為她保留了一個更好的對象。
  2. 小美後來「升級」,拋棄了小明,因為出現了更好的人選。

無論哪種情況,小美最終配到的對象都比小明好(因為女士只會升級,不會降級)。這與「小美更喜歡小明」矛盾。因此,阻塞對不可能存在,配對必然穩定。[2]

男方最優 vs 女方最優

這裡有一個關鍵的不對稱性:當男方求婚時,演算法產生的穩定配對是男方最優(man-optimal)的,意即每位男士都得到他在所有穩定配對中可能得到的最佳結果。同時,這個配對也是女方最劣(woman-pessimal)的。

反之,如果讓女士求婚、男士保留,則結果是女方最優、男方最劣。這個發現揭示了一個深刻的事實:演算法的設計選擇隱含著權力的分配。誰來求婚、誰來等待,決定了誰是贏家。這不僅是數學定理,更是市場設計的政治經濟學。[3]

三、兩位數學家的故事

David Gale(1921–2008)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數學家,以博弈論和線性規劃聞名。Lloyd Shapley(1923–2016)則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數學家與經濟學家,被公認為博弈論的奠基人之一。

兩人的合作始於一個簡單的問題:大學入學制度能否設計得更公平?當時美國的大學招生混亂無序——學校發出錄取通知的時間不一,學生被迫在沒有完整資訊下做出決定,結果是大量的「反悔」與「毀約」。Gale 和 Shapley 意識到,這本質上是一個配對問題。

有趣的是,這篇論文的題目雖然提到「大學入學」,但全文幾乎都在討論「婚姻穩定性」。這是 Shapley 的風格——他喜歡用簡單的隱喻來闡述深刻的數學結構。「穩定婚姻」這個名稱從此成為這個領域的標誌。[4]

Shapley 的另一項重大貢獻是「Shapley 值」(Shapley Value)——一種公平分配合作博弈收益的方法。如果說穩定配對解決的是「如何匹配」,Shapley 值解決的是「如何分錢」。這兩項工作共同奠定了現代市場設計的數學基礎。

四、Alvin Roth:從理論到實踐的橋樑

如果說 Gale 和 Shapley 創造了理論,那麼 Alvin Roth 就是將理論帶入現實世界的人。Roth 是哈佛大學(現為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家,他的貢獻在於:發現現實世界中許多看似無關的制度,其實都是配對問題,而且可以用 Gale-Shapley 框架來分析與改進。

美國住院醫師配對系統(NRMP)

Roth 最著名的發現之一,是關於美國住院醫師配對系統的研究。1950 年代,美國醫學教育面臨嚴重問題:醫學院學生畢業前就被各醫院搶先錄取,有些甚至在大二就收到 offer。這種「提前錄取競賽」導致雙方都沒有足夠資訊做出好的決定,怨聲載道。

1952 年,全國住院醫師配對計畫(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 NRMP)成立,採用了一種集中配對機制。令人驚訝的是,Roth 在 1984 年證明,NRMP 所使用的演算法本質上就是 Gale-Shapley 演算法的變體——儘管 NRMP 的設計者並不知道 Gale-Shapley 的論文!這是獨立發現的精彩案例。[5]

然而,Roth 也發現了 NRMP 的問題:原始設計是「醫院求婚」版本,這意味著結果對醫院最優、對學生最劣。1990 年代,Roth 重新設計了 NRMP,改為「學生求婚」版本,使結果對學生更有利。這項改革至今仍在運作,每年配對超過 4 萬名住院醫師。[6]

紐約市高中入學系統

2003 年,Roth 受邀重新設計紐約市高中入學系統。原本的制度是「混亂市場」:學生只能申請 5 所學校,學校可以策略性地優先錄取「把本校列為第一志願」的學生。結果是:超過 3 萬名學生每年被分配到沒有申請的學校。

Roth 的團隊引入了延遲接受演算法,讓學生可以列出最多 12 個志願(後來放寬為無限制),學校不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第幾志願。這個設計有兩個關鍵優點:

  1. 策略防禦性(strategy-proofness):學生不需要策略性地隱藏真實偏好,誠實報告就是最佳策略。
  2. 穩定性:不存在學生和學校雙方都想「跳槽」的情況。

改革後,未被配對到任何志願的學生從 3 萬人降至約 3 千人。這是市場設計改善公共政策的經典案例。[7]

腎臟交換配對

Roth 最具人道主義意義的貢獻,或許是腎臟交換計畫。假設 Alice 願意捐腎給她的丈夫 Bob,但血型不合。同時,Carol 願意捐腎給她的兄弟 Dan,但也血型不合。如果 Alice 的腎與 Dan 相容,Carol 的腎與 Bob 相容,他們就可以「交換」——Alice 捐給 Dan,Carol 捐給 Bob,四個人都獲益。

Roth 與他的合作者設計了一套演算法,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尋找這樣的「交換鏈」。這不是標準的穩定配對問題(因為腎臟交換涉及「同時性」約束——所有手術必須同時進行,否則有人可能反悔),但 Roth 創造性地調整了理論框架來解決這個問題。

至今,這套系統已經挽救了數千條生命。這或許是數學最直接拯救生命的例子之一。[8]

五、201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2 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 Lloyd Shapley 和 Alvin Roth,表彰他們「在穩定配對理論與市場設計實踐的貢獻」。這是配對理論的最高榮譽,也是「市場設計」(Market Design)這個新興領域的正式確立。[9]

頒獎詞特別強調了這項研究的獨特之處:它不是關於傳統的價格市場,而是關於「沒有價格的市場」。在大學入學、住院醫師配對、器官捐贈這些場景中,我們不能用金錢來買賣位置或器官(這既不道德也違法)。但配對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同樣需要有效的機制來解決。Gale-Shapley 框架提供了這樣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David Gale 於 2008 年去世,未能見證這一榮譽。諾貝爾獎不頒給已故者,但所有人都承認他的開創性貢獻。

六、數學的深度:三個定理

對於想要深入理解配對理論的讀者,以下是三個核心定理:

定理一:穩定配對的存在性

定理:對於任意有限的雙邊配對問題,穩定配對總是存在。

證明:Gale-Shapley 演算法在有限步驟內終止,且產生穩定配對(如前所述)。由於演算法是構造性的,這同時證明了存在性。

定理二:求婚方最優性

定理:延遲接受演算法(求婚方為男方)產生的配對,是所有穩定配對中對每位男士最優的;同時,它也是所有穩定配對中對每位女士最劣的。

這個定理的意涵是:穩定配對不唯一(通常有很多個),但延遲接受演算法會選出其中對求婚方最有利的那一個。[10]

定理三:策略防禦性

定理:在延遲接受演算法中,對求婚方而言,誠實報告偏好是佔優策略(dominant strategy)。也就是說,無論其他人如何報告,求婚方都沒有動機謊報自己的偏好。

這是市場設計的黃金標準:一個好的機制應該讓參與者不需要「玩遊戲」,誠實就是最佳策略。然而,這個定理有一個重要的但書:接受方沒有策略防禦性。女士有時可以透過策略性地修改偏好清單來獲得更好的結果,這也是為什麼現實中的配對系統設計需要小心處理。[11]

七、延伸議題:超越一對一配對

現實世界的配對問題往往比「穩定婚姻」更複雜。以下是幾個重要的延伸:

多對一配對:學校招生

在大學招生中,一所學校可以錄取多名學生,但每位學生只能進入一所學校。這是「多對一配對」(many-to-one matching)問題。Gale-Shapley 演算法可以直接推廣:我們只需讓每所學校有一個「配額」(quota),在演算法中保留最多該數量的申請者。穩定性的定義相應調整為:沒有學生和學校雙方都想「交換」現有配對。

帶有配偶的配對

住院醫師配對的一個特殊問題是「情侶配對」:兩位醫學生是夫妻,希望被分配到同一城市的醫院。這大大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甚至可能導致穩定配對不存在。Roth 和他的同事發展了專門處理這種情況的演算法,但必須接受「近似穩定」而非完美穩定。[12]

腎臟交換的特殊性

腎臟交換不是標準的雙邊配對,而是涉及「交換環」(exchange cycles)。一個 3-way 交換意味著三對捐贈者-受贈者同時交換;更長的鏈條可以幫助更多人,但手術的同時性要求也更難滿足。Roth 的創新之一是引入「非指定捐贈者」(non-directed donor)——一位願意無私捐腎的陌生人——作為交換鏈的起點,大幅增加了配對的可能性。

八、台灣的應用與啟示

台灣的大學聯合分發制度,本質上也是一個配對問題。現行制度採用的是「學生優先」的志願序分發(類似於延遲接受的學生求婚版本),這對學生相對有利。然而,台灣制度有其特殊性:

  • 考試成績作為唯一排序標準:不同於美國的多元審查,台灣傳統上以考試成績決定錄取,這簡化了學校的「偏好」,但也犧牲了其他考量。
  • 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這些管道引入了更多「雙邊選擇」的元素,更接近 Gale-Shapley 框架。
  • 策略性行為:學生在填寫志願時仍存在策略性考量(例如「落點分析」),這表明制度尚未達到完全的策略防禦性。

從配對理論的視角,台灣的升學制度仍有改進空間——特別是在讓學生能夠更誠實地表達偏好、減少「賭志願」的焦慮方面。

九、結語:數學如何改善社會制度

配對理論的故事,是數學與社會科學完美結合的典範。一個 1962 年的純數學問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最終改變了數百萬人的人生軌跡——從進入夢想的學校,到獲得救命的器官。

這個故事給我們幾個深刻的啟示:

  1. 好的制度設計可以減少「內卷」:當規則清晰、誠實報告是最佳策略時,參與者不需要花費精力在「遊戲規則」上,可以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
  2. 數學不只是計算,更是設計工具:Gale-Shapley 演算法不只是解決問題,它還告訴我們哪些問題是可解的、解有哪些性質、設計選擇會帶來哪些後果。
  3. 理論與實踐的橋樑需要有人去搭建:Shapley 創造了理論,Roth 將它帶入現實。學術研究的價值,往往要透過這樣的「轉譯者」才能實現。

回顧這段歷史,最令人感動的或許是:當我們精心設計制度時,數學可以成為正義的工具。在沒有價格的市場中,穩定配對提供了一種公平——每個人都得到他們在這個系統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沒有人會被不公平地拋下。

這正是「市場設計」這個領域的核心信念:我們不必被動接受現有的制度,我們可以用數學與經濟學的工具,設計出更好的遊戲規則。

References

  1. Gale, D., & Shapley, L. S. (1962).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69(1), 9-15.
  2. Roth, A. E., & Sotomayor, M. A. O. (1990). Two-Sided Matching: A Study in Game-Theoretic Modeling and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Knuth, D. E. (1976). Mariages stables et leurs relations avec d'autres problèmes combinatoires.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4. Shapley, L. S. (1953). A value for n-person games. In H. W. Kuhn & A. W. Tucker (Ed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Games II (pp. 307-31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Roth, A. E. (1984).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for medical interns and residents: A case study in game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6), 991-1016.
  6. Roth, A. E., & Peranson, E. (1999). The redesign of the matching market for American physicians: Some engineering aspects of economic desig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4), 748-780.
  7. Abdulkadiroğlu, A., Pathak, P. A., & Roth, A. E. (2005). The New York City high school mat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2), 364-367.
  8. Roth, A. E., Sönmez, T., & Ünver, M. U. (2004). Kidney exchan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2), 457-488.
  9. The Nobel Prize. (2012). Press release: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12. nobelprize.org
  10. Dubins, L. E., & Freedman, D. A. (1981). Machiavelli and the Gale-Shapley algorithm.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88(7), 485-494.
  11. Roth, A. E. (1982). The economics of matching: Stability and incentives. Mathematic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7(4), 617-628.
  12. Roth, A. E. (2008). 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s: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and open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36(3-4), 537-569.
  13. Pathak, P. A. (2011). The mechanism design approach to student assign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3(1), 513-536.
  14. Sönmez, T., & Ünver, M. U. (2013). Market design for kidney exchange. In Z. Neeman, A. Roth, & N. Vulkan (Eds.), The Handbook of Market Design (pp. 93-13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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