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金融的制度基礎：綠色債券、轉型金融與 ESG 評級的全球演進

2024 年全球永續債券發行量突破 1 兆美元，累計市場規模達到 5 兆美元。這不再是一個利基市場，而是正在重塑全球資本配置邏輯的結構性力量。然而，在光鮮的數字背後，永續金融的制度基礎設施——標準定義、分類體系、評級方法論與反漂綠機制——仍處於快速演進且充滿爭議的階段。對於企業董事會、金融監管者與機構投資人而言，理解這些制度基礎的設計邏輯與演化方向，是做出正確決策的前提。

一、綠色債券：從自律到法定標準

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軌跡，是永續金融制度化的縮影。2014 年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發布《綠色債券原則》（Green Bond Principles），建立了自律性的四大支柱：資金用途、專案評估與篩選、資金管理與報告。這套原則以「原則導向」（principles-based）而非「規則導向」（rules-based）運作，給予發行人相當大的彈性。^[1]

2023 年歐盟通過《歐洲綠色債券標準》（EU Green Bond Standard），標誌著從自律走向法定標準的轉折。EU GBS 要求綠色債券的募集資金必須 100% 用於符合歐盟分類法（EU Taxonomy）的經濟活動，並接受外部審查機構的強制認證。這是全球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綠色債券標準，對市場的影響將逐步擴散。

二、轉型金融：填補「棕色」與「綠色」之間的空白

綠色金融的盲點在於：它只獎勵已經「綠色」的活動，卻忽略了高碳排產業的轉型需求。一家鋼鐵廠如果要從高爐煉鋼轉向電弧爐煉鋼，這筆投資不符合綠色債券的定義，但對淨零目標的貢獻可能遠大於再蓋一座太陽能電廠。^[2]

轉型金融（Transition Finance）正是為了填補這個空白而出現。日本是全球最積極推動轉型金融的國家，2021 年發布《轉型金融基本方針》，並率先發行主權轉型債券。台灣金管會在 2024 年公布的「綠色及轉型金融行動方案」中，也將轉型金融納入政策框架。

轉型金融的核心治理問題是「可信度」——如何確保企業的轉型承諾不是漂綠？國際上正在形成的共識包括：以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作為轉型路徑的基準、要求企業公開轉型計畫並接受定期審查、以及建立轉型績效與融資條件掛鉤的機制。

三、ESG 評級的信任危機與改革方向

ESG 評級是永續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但也是爭議最大的環節。研究顯示，主要 ESG 評級機構（MSCI、S&P Global、Sustainalytics、ISS）對同一家公司的評級相關性僅約 0.5，遠低於信用評級機構之間 0.9 以上的相關性。^[3]

評級分歧的根源在於方法論差異：不同機構使用不同的指標權重、不同的資料來源、不同的產業基準，甚至對「ESG」三個字母的定義都不一致。歐盟已在 2024 年通過《ESG 評級提供商監管規則》，要求評級機構向歐洲證券市場管理局（ESMA）註冊、公開方法論、管理利益衝突，並將 E、S、G 三個維度的評級分開呈現。

四、台灣永續金融的下一步

台灣的永續金融發展在亞太地區屬於中段班。截至 2025 年，台灣綠色債券累計發行量約 3,500 億元新台幣，ESG 相關基金規模突破 8,000 億元。金管會的「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設定了明確的政策目標，但在制度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間：

1. 建立台灣版永續分類法——參考歐盟分類法，但根據台灣產業結構調整技術篩選標準，為綠色與轉型金融提供統一的定義基礎。
2. 強化 ESG 評級的在地治理——推動本土 ESG 評級機構的發展，並參照歐盟監管規則建立評級品質的監督機制。
3. 發展轉型金融工具——除了綠色債券，更需要為高碳排產業的淨零轉型設計適當的融資工具，包括永續連結貸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s）與轉型債券。
4. 整合碳定價與金融工具——將碳費制度與綠色金融激勵機制連結，讓碳價信號能夠傳導到資本配置決策中。

永續金融不是慈善事業，而是資本市場回應系統性風險的制度創新。正如前英格蘭銀行總裁 Mark Carney 所言，氣候變遷是金融穩定的最大威脅之一，而永續金融的制度建設，是金融體系自我保護的必要投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