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莊子站在惠施墓前的這句感嘆，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動人的悼詞之一。[1] 兩位先秦時代最出色的辯者，從「濠梁之辯」到「鴟得腐鼠」的嘲諷，再到死後的無盡追憶，他們的關係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當一方從「論敵」變成「宰相」，友誼的賽局結構是否已經根本改變？

作者按：這篇文章嘗試用一種非傳統的視角——經濟學與博弈論——來分析一段兩千三百年前的友誼。這不是要「解構」這段關係的真情，而是希望揭示友誼背後那些往往不被言說的結構性條件。我相信，理解這些條件，反而能讓我們更珍惜那些真正超越結構的情誼。

一、友誼的「市場結構」：稀缺性與配對

讓我們從一個看似冰冷卻富有洞察力的視角開始：友誼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配對市場」。[2]

201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lvin Roth 與 Lloyd Shapley 的配對理論指出：在雙邊市場中，穩定的配對取決於雙方的相對偏好與可獲得的替代選項。[3] 將這個框架應用到友誼，我們可以問：是什麼讓莊子與惠施成為彼此的「最佳配對」？

答案在於智識上的稀缺性。

戰國時代，能夠進行高層次哲學辯論的人本就稀少。而能夠與莊子在形上學層次交鋒的人，更是鳳毛麟角。《莊子》記載：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4]

惠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以邏輯辯證聞名，他的「歷物十事」展現了對語言、概念與存在的深刻思考。[5] 在當時的「智識市場」中，惠施是極度稀缺的資源——能夠理解莊子的思想深度，又能提出有力挑戰的對手。

經濟學家 Gary Becker 在其婚姻市場理論中指出：配對的穩定性取決於雙方在市場中的「外部選項」。[6] 當外部選項有限時，現有配對會更加穩固。對莊子而言，惠施是不可替代的——這不僅是因為惠施的智識水平，更因為他願意與莊子進行這種「非功利性」的對話。

《莊子·天下》的這段話，揭示了這種稀缺性的本質：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7]

惠施是一個「以辯論為樂」的人，而莊子同樣需要這樣的對手。在一個以功名利祿為主流價值的時代，這種純粹的智識愉悅本身就是稀缺品。他們的友誼，是稀缺資源的「雙邊壟斷」配對。[8]

二、「智識對等」作為友誼的隱性契約

莊子與惠施的關係，可以用經濟學中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來理解。[9] 友誼——尤其是這種智識性友誼——從來不是寫在紙上的協議，而是一系列隱性的期待與規範。

這份「隱性契約」的核心條款是什麼？我認為是智識對等。

社會學家 Peter Blau 在其社會交換理論中指出：穩定的社會關係建立在「交換平衡」之上。[10] 當一方持續付出而另一方持續接受，關係會變得不穩定。在莊子與惠施的關係中，這種「交換」是什麼？

  • 智識挑戰：彼此提供思想的磨礪石
  • 論辯快感：彼此是對方展現智慧的舞台
  • 相互認可：彼此是對方思想價值的見證者

濠梁之辯是這種「對等交換」的完美例證：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11]

這段對話展現了完美的對稱性：兩人在論辯中勢均力敵，誰也沒有明顯的優勢。這種對稱性——這種「智識對等」——正是友誼得以維繫的關鍵條件。[12]

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早已指出：真正的友誼（philia）必須建立在平等之上。[13] 當雙方在美德、智慧或地位上存在巨大差距時，關係就會從友誼變質為其他形式——贊助、依附、或利用。

問題在於：這份隱性契約並沒有預設「如果一方地位劇變」的條款。

三、地位不對稱：賽局結構的根本改變

惠施成為魏國宰相，是這段友誼的轉折點。[14]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這個事件根本改變了兩人互動的「賽局結構」。[15] 讓我們分析這種改變：

3.1 資訊結構的改變

在惠施成為宰相之前，兩人的互動是一種「完全資訊賽局」——雙方的動機、能力、偏好都是透明的。[16] 但宰相身份帶來了資訊不對稱：

  • 惠施現在有「不能說的事」——國家機密、政治考量
  • 莊子無法確定惠施的任何行為是出於「友情」還是「政治計算」
  • 惠施也無法確定莊子的接近是「純粹的友誼」還是「有所求」

這種資訊不對稱創造了信任問題。經濟學家 George Akerlof 的「檸檬市場」理論指出：當一方擁有另一方無法驗證的私人資訊時，市場會失靈。[17] 友誼同樣如此——當一方開始擁有「不可分享的世界」時，關係的基礎就開始動搖。

3.2 支付結構的改變

博弈論的核心是分析「支付」（payoff）——每個參與者從不同行動中獲得的收益。[18] 惠施成為宰相後，他的支付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

  • 時間的機會成本：與莊子辯論的每一刻，都是放棄處理國事的一刻
  • 聲譽風險：與「隱士」、「怪人」交往，可能損害政治形象
  • 權力維護：需要考慮每一個社交行為的政治影響

更重要的是，惠施現在擁有了「更好的外部選項」。作為宰相，他可以與諸侯、卿大夫、各國使節交往——這些人在政治上更「有用」。經濟學告訴我們：當外部選項改善時，現有關係的吸引力相對下降。[19]

3.3 權力不對稱與「恩惠」的毒藥

《莊子·秋水》記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20]

這個故事揭示了權力不對稱帶來的根本問題：惠施開始用權力者的眼光看待莊子。他假設莊子的來訪是為了「搶位子」，這種假設本身就是對友誼的背叛。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方擁有權力時，他能給予對方的任何東西都變成了「恩惠」。而恩惠，正如 Marcel Mauss 在《禮物》中分析的，創造的是不對等的義務關係，而非平等的友誼。[21]

莊子用「鴟得腐鼠」的比喻來拒絕這種關係：他寧可保持貧困的自由，也不願接受會改變關係性質的「恩惠」。[22] 這不是清高，而是對友誼本質的捍衛——一旦接受權力者的施予，就再也不是「朋友」，而是「被照顧者」。

四、關係的「重新談判」：為何總是失敗？

當關係的基礎條件改變時，參與者需要「重新談判」關係的條款。[23] 然而，莊子與惠施的關係似乎從未成功完成這種重新談判。為什麼？

4.1 談判地位的不對稱

在任何談判中，「談判力」取決於各方的外部選項（BATNA, Best Alternative to Negotiated Agreement）。[24] 惠施作為宰相，他的 BATNA 顯然更好——他可以輕易找到其他社交對象。這種不對稱使得「公平」的重新談判幾乎不可能。

經濟學家 John Nash 的談判解指出：談判結果取決於雙方的威脅點（threat point）。[25] 莊子的威脅點是什麼？他可以「不再來往」——但這對惠施的損失可能遠小於對莊子的損失。這種不對稱使得莊子在談判中處於劣勢。

4.2 身份認同的衝突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身份認同。莊子的核心身份是「逍遙者」、「道的追尋者」；惠施的新身份是「權力者」、「國家管理者」。這兩種身份之間存在根本的張力。[26]

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的「戲劇理論」指出：我們在不同場合扮演不同角色。[27] 惠施現在需要在「宰相」和「朋友」之間切換——但這兩個角色可能無法兼容。作為宰相，他需要展現權威、謹慎、精於計算；作為莊子的朋友，他需要展現開放、隨性、超越功利。

當一個人被迫在兩個不兼容的身份之間選擇時，他通常會選擇那個帶來更多社會報酬的身份。對惠施而言，「宰相」這個身份帶來的報酬——權力、地位、影響力——遠超過「莊子的辯論對手」。

4.3 沉沒成本的束縛

諷刺的是，過去的美好記憶可能成為重新談判的障礙。[28] 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們傾向於用「過去的關係」來評判「現在的關係」。[29]

莊子記得的是濠梁上的惠施——那個純粹以辯論為樂、與他勢均力敵的對手。他可能無法接受「宰相惠施」這個新版本。同樣，惠施可能也記得莊子是那個「可以放鬆做自己」的場合——但現在，他可能已經無法「放鬆做自己」了。

這種對「過去版本」的執著，使得雙方都無法適應新的關係結構。他們試圖回到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在新的條件下建立新的均衡。

五、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吾無以為質矣」

莊子在惠施死後的感嘆，是理解這段關係的關鍵：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30]

「質」在這裡意為「對手」、「砥礪對象」。[31] 這句話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經濟學洞見：惠施對莊子而言是完全不可替代的。

5.1 差異化與壟斷地位

產業經濟學告訴我們：當一個產品具有獨特屬性、無法被替代時，它就擁有壟斷地位。[32] 惠施之於莊子，正是這樣的「壟斷性資產」：

  • 智識水平：能夠理解並挑戰莊子最深奧的思想
  • 論辯風格：以邏輯嚴謹著稱，與莊子的直覺跳躍形成互補
  • 共同歷史：多年的交往建立了獨特的「論辯語言」
  • 認真態度：真正把辯論當一回事的對手

這些屬性的組合是獨一無二的。在戰國時代的「智識市場」中，沒有任何人能夠複製這種組合。[33]

5.2 「論敵」的稀缺價值

這裡有一個反直覺的洞見：真正的「論敵」比「支持者」更稀缺、更有價值。[34]

支持者告訴你你已經知道的事；論敵迫使你面對你不願面對的問題。支持者強化你的確信；論敵挑戰你的盲點。支持者讓你感覺良好；論敵讓你成長。

John Stuart Mill 在《論自由》中有精彩的論述：

「一個人若只知道自己這一邊的論據，他對這個問題幾乎一無所知。」[35]

惠施是莊子唯一能夠「完整呈現另一邊論據」的人。名家的邏輯嚴謹與道家的直覺智慧，形成了完美的對立統一。[36] 沒有惠施，莊子的思想就失去了「磨刀石」——他可能變得更加「正確」，卻也更加「無趣」。

5.3 資產專屬性的兩難

經濟學家 Oliver Williamson（200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交易成本理論指出：當資產具有高度「專屬性」時，持有者就會面臨「套牢」問題。[37]

莊子投入了大量的「關係專屬性投資」——與惠施發展出獨特的論辯默契、共同的智識語言、互相理解的思維方式。這些投資無法轉移到其他關係中。

這解釋了為什麼莊子如此痛惜惠施的死去：這不僅是失去一個朋友，更是失去一整套「無法變現」的關係資產。[38] 所有與惠施辯論的技巧、所有預測惠施反應的能力、所有共同建構的智識框架——都隨著惠施的死去而變得毫無用處。

六、競爭性友誼 vs 互補性友誼：兩種賽局結構

莊子與惠施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友誼：競爭性友誼與互補性友誼。[39]

6.1 競爭性友誼：零和的誘惑

競爭性友誼建立在「比較」之上：誰更聰明？誰更成功？誰的論點更有說服力？這種友誼的結構類似於「零和賽局」——一方的「贏」意味著另一方的「輸」。[40]

莊子與惠施的部分互動具有這種競爭性質。在濠梁之辯中，兩人都試圖在邏輯上「勝過」對方。這種競爭帶來刺激和樂趣——但也帶來潛在的危險。

當惠施成為宰相時，「競爭」的維度突然擴展到了辯論之外。現在，惠施在「社會成就」這個維度上「贏了」。這種不對稱可能激化了原本健康的競爭，使其變得具有破壞性。[41]

6.2 互補性友誼：正和的可能

互補性友誼則建立在「差異」之上：雙方擁有不同的優勢，通過合作使彼此都變得更好。這種友誼的結構類似於「正和賽局」——雙方都可以從關係中獲益。[42]

從另一個角度看，莊子與惠施的關係也具有互補性：道家的直覺與名家的邏輯、「大而無用」的超越與「精確辨析」的嚴謹。他們的辯論不只是「分出勝負」，更是「共同探索」——每次辯論都讓雙方的思想更加豐富。[43]

問題在於：當外部環境改變時，關係會從「互補」滑向「競爭」。惠施的成功可能使莊子感到——即使是潛意識地——他在某種意義上「輸了」。而惠施的疑心（搜索莊子三日三夜）則顯示他把莊子當成了「競爭者」而非「互補者」。[44]

6.3 賽局類型的轉換

博弈論的一個關鍵洞見是：同一個關係可以被框定為不同類型的賽局，而這種框定會影響參與者的行為。[45]

如果莊子與惠施把他們的關係框定為「智識上的合作探索」（正和賽局），那麼惠施的政治成功不會威脅到關係——因為「論辯能力」和「政治能力」是不同的維度。

但如果他們（有意或無意地）把關係框定為「誰是更成功的人」（零和賽局），那麼惠施的成功就會打破原本的平衡。[46]

「鴟得腐鼠」的比喻顯示，莊子試圖重新框定賽局：他宣稱自己根本不在乎「政治成功」這個維度，因此惠施的成功對他毫無意義。這是一種聰明的策略——通過「退出」競爭維度來維護關係的互補性。[47]

然而，這種策略的問題在於：它是單方面的。莊子可以宣稱不在乎，但惠施仍然可能認為莊子在乎——或者更糟，惠施自己開始用「成功者」的眼光俯視莊子。

七、承諾的不可信：為什麼「不在乎」難以被相信？

莊子宣稱他不在乎惠施的權位，不想要任何政治上的好處。但這種宣稱是「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嗎？[48]

博弈論告訴我們：只有當「說謊」的成本高於「說謊」的收益時，承諾才是可信的。[49]

問題在於，莊子的「不在乎」聲明是「廉價的」（cheap talk）——說這些話不需要任何成本。[50] 從惠施的角度看：

  • 如果莊子真的不在乎，他會這樣說
  • 如果莊子假裝不在乎（以降低惠施的戒心），他也會這樣說
  • 惠施無法區分這兩種情況

這是一個典型的「信號失靈」問題。[51] 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好類型」（真正不在乎的人）無法有效地與「壞類型」（假裝不在乎的人）區分開來。

更諷刺的是：莊子越是強調他「不在乎」，惠施可能越是懷疑。心理學研究顯示：過度的否認反而會引起懷疑。[52] 莊子用「鴟得腐鼠」這樣強烈的比喻，可能反而強化了惠施的疑心——「他為什麼要說得這麼極端？」

八、友誼的終局：悲劇還是必然？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莊子與惠施的友誼為何變質？

從博弈論的角度，答案可能是：這是一個「制度失靈」的問題。[53]

他們的友誼建立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之上——兩個游離於政治之外的知識分子，在相對平等的條件下進行智識交流。這個制度環境提供了：

  • 對稱性：雙方地位相近，沒有權力不對等
  • 透明性：沒有不可分享的秘密
  • 純粹性：互動不涉及功利考量

當惠施進入政治世界，這個制度環境就被打破了。新的環境無法支持原有的關係模式——它需要不同的規則、不同的期待、不同的互動方式。[54]

他們的悲劇不是任何一方的「錯」，而是制度變遷的必然結果。

8.1 可能的另一種結局？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友誼的變質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理論上，存在幾種「維持友誼」的可能策略：

1. 明確的關係區隔：建立清晰的規則，區分「公」與「私」。在私人場合，惠施完全放下宰相身份；在公共場合，莊子完全不利用私人關係。[55]

2. 新的平衡機制：找到惠施可以給予、而不會創造不對等的東西。也許是知識、也許是引見其他有趣的人——而非權力或金錢。

3. 接受不對稱：雙方明確承認關係已經改變，並在新的基礎上重建互動模式。這需要極高的自我覺察和溝通能力。[56]

然而，這些策略在實踐中都極為困難。人類並不擅長明確談判隱性契約。而且，一旦信任受損，重建的成本往往高到令人卻步。[57]

九、結語：在濠梁之上

回到濠梁之上。

那一刻，莊子與惠施站在橋上，看著水中的魚，進行著他們最著名的辯論。那是他們關係的「高光時刻」——兩個同等的靈魂，在純粹的智識愉悅中交鋒。

經濟學和博弈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段關係為何會變質。地位不對稱、資訊不對稱、支付結構改變、信任問題、承諾不可信、賽局類型轉換——這些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原本美好的友誼難以維繫。

但這些分析工具也讓我們更加珍惜那些超越結構的情誼。莊子在惠施墓前的感嘆，說明即使關係已經變質，那份核心的連結——智識上的相互需要、精神上的相互認可——從未真正消失。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

這句話的悲哀在於：莊子是在惠施死後才能如此坦然地承認——他需要惠施。活著的時候，承認需要太難了。權力的不對稱、身份的衝突、信任的裂痕，使得坦誠變成了危險的事。

也許這就是這個故事最深刻的啟示：我們對那些最重要的關係，往往只能在失去之後才能完全理解。

濠梁之上的那個下午，兩個人都不知道，那可能是他們關係最純粹的時刻。之後，世界會介入、權力會扭曲、疑心會滋生。但在那一刻，只有魚、水、和兩個相互挑戰的靈魂。

經濟學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一刻如此稀有。但它無法替代——只有活在其中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珍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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