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年帝制史上，大一統王朝的開國皇帝共有九位：秦始皇、劉邦、劉秀、司馬炎、楊堅、李淵、趙匡胤、忽必烈、朱元璋。其中，真正出身「平民」的只有兩位：劉邦（亭長，基層小吏）與朱元璋（佃農、乞丐、和尚）。[1] 這兩位皇帝有一個共同特徵：他們都對功臣展開了大規模的清洗。劉邦誅殺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諸侯王；朱元璋更是將開國功臣幾乎斬盡殺絕，胡惟庸案牽連三萬人、藍玉案牽連一萬五千人。[2] 反觀其他七位出身貴族或官宦世家的開國皇帝，功臣善終的比例要高得多。這是巧合嗎？

一、歷代開國君主的出身分析

「平民」與「貴族」的定義

在進入分析之前，我們需要先界定「平民」與「貴族」的概念。本文採用的標準是：

  • 平民：起事前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政治資源或社會網絡，需要從零開始建立追隨者。
  • 貴族/官宦：家族在前朝已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社會聲望或經濟資源，起事時可以動員既有的人脈網絡。

九位開國皇帝的出身對照

朝代 開國皇帝 出身 功臣結局
秦 嬴政 王族 功臣多善終（李斯晚年被殺，但非開國功臣問題）
西漢 劉邦 平民 大規模誅殺異姓王
東漢 劉秀 皇族遠支、地方豪族 「雲台二十八將」多善終
西晉 司馬炎 士族（河內司馬氏） 功臣多善終
隋 楊堅 關隴貴族（弘農楊氏） 功臣多善終
唐 李淵 關隴貴族（隴西李氏） 「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多善終[3]
宋 趙匡胤 軍人世家 「杯酒釋兵權」，功臣富貴善終
元 忽必烈 蒙古貴族（黃金家族） 功臣多善終
明 朱元璋 平民 大規模屠殺功臣

這張表清楚地顯示了一個模式：平民出身的開國皇帝與功臣的關係極為緊張，而貴族出身的開國皇帝則相對和諧。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深層的結構性原因。

二、平民皇帝的結構性困境

2.1 社會資本的匱乏

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個體透過社會網絡所獲得的資源與影響力。[4] 貴族出身的開國者，在起事前就擁有豐厚的社會資本：家族聲望、姻親網絡、門生故吏、經濟資源。這些資本讓他們能夠：

  • 快速動員追隨者，而不需要過度依賴任何單一個人。
  • 與功臣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雙方有共同的社會背景和行為規範。
  • 在功臣之間建立制衡，因為他們了解這個圈子的遊戲規則。

相比之下，劉邦起事時不過是一個亭長（相當於村長），朱元璋更是一無所有的遊方和尚。他們的追隨者，大多是與他們同樣出身卑微的「江湖兄弟」。[5] 這種關係的問題在於：

  • 過度依賴：平民皇帝的權力基礎完全依賴這些「原始股東」，沒有其他社會網絡可以借力。
  • 規範缺失：沒有貴族社會那套關於「君臣分際」的默契，功臣不知道自己的邊界在哪裡。
  • 猜忌滋生：皇帝與功臣的關係太近，反而讓皇帝感到不安全——「他知道我從前是什麼人」。

2.2 正當性的脆弱

貴族出身的開國者，其統治正當性往往有多重來源：血統、家族聲望、前朝官職、士族認可。劉秀是漢室後裔；司馬炎、楊堅、李淵都是前朝的高官顯貴；趙匡胤是後周的禁軍統帥。[6]

但劉邦和朱元璋的正當性，幾乎完全來自「打天下」的功績——而這個功績，是他們與功臣共同創造的。這就造成了一個困境：

  • 如果強調「功績」，那功臣們也有資格分享這份正當性。
  • 如果否定「功績」，那皇帝自己的位子也站不住腳。

劉邦和朱元璋的解決方式是：壟斷正當性——透過神話建構（劉邦的「斬白蛇」、朱元璋的「真龍天子」）將自己與功臣區隔開來，然後逐步削弱、消滅那些可能挑戰這套敘事的人。[7]

2.3 制度信任的缺失

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指出，穩定的制度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關鍵。[8] 在貴族社會中，存在一套成熟的制度和規範，來處理君臣之間的權力分配：封建制度、品位等級、門閥政治。這些制度不完美，但它們提供了一個可預期的框架。

但對於平民出身的開國者而言，這套制度是陌生的。他們與功臣的關係，是在戰爭中臨時建立的「革命情誼」，沒有制度化的保障。[9] 雙方都不知道：

  • 功臣應該獲得多少回報？
  • 功臣的權力邊界在哪裡？
  • 如果發生衝突，該如何解決？

在缺乏制度信任的情況下，「物理消滅」往往成為處理不確定性的終極手段。

三、劉邦案例：「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異姓諸侯王的困境

劉邦建立漢朝時，分封了七個異姓諸侯王：韓信（楚王）、彭越（梁王）、英布（淮南王）、韓王信、臧荼（燕王）、盧綰（燕王）、吳芮（長沙王）。[10] 這些分封，一部分是對功臣的獎賞，一部分是當時政治現實的妥協——他們各自擁有軍隊和地盤，不封不行。

但分封的那一刻，雙方就陷入了「囚徒困境」：

  • 皇帝的角度：異姓王擁有軍隊和領地，是潛在的威脅。即使他們現在沒有反意，誰能保證將來？
  • 諸侯王的角度：皇帝遲早會來削藩，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

這種相互猜忌，最終演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韓信被誣謀反、遭呂后誅殺；彭越被誣謀反、夷三族；英布真的反了，被討平後自殺。[11] 七個異姓王中，只有長沙王吳芮的家族善終——因為他的領地最小、最偏遠，威脅性最低。

「白馬之盟」：制度化的排斥

劉邦臨終前，與功臣立下「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12] 這個盟約的本質，是將異姓功臣永久排除在最高權力之外——你可以當侯、當相，但永遠不能當王。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產權界定」：明確劃分皇室與功臣的利益邊界，減少未來的衝突。但這個「界定」是不平等的——功臣被永久矮化，他們的後代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競爭。[13]

四、朱元璋案例：最極端的「創辦人清洗」

從功臣到罪臣

朱元璋對功臣的屠殺，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主要的「大案」包括：

  • 胡惟庸案（1380 年）：宰相胡惟庸被指控謀反，牽連被殺者超過三萬人，包括開國功臣李善長（後追究）。[14]
  • 藍玉案（1393 年）：大將藍玉被指控謀反，牽連被殺者一萬五千人，功臣幾乎一網打盡。[15]
  • 空印案、郭桓案：針對官僚系統的清洗，死者數萬。

明初封的六公、二十八侯，到洪武末年幾乎沒有善終者。開國功臣中，只有湯和一人因為主動交出兵權、裝病回鄉，才得以壽終正寢。[16]

朱元璋的深層不安全感

朱元璋的殺戮，遠超劉邦。這與他的出身和經歷密切相關：

  • 最底層的出身：劉邦好歹是個亭長，朱元璋是乞丐、和尚，社會地位幾乎是零。這種出身讓他對「被看不起」極度敏感。[17]
  • 早年的創傷：朱元璋的父母和兄長都在飢荒中餓死，他本人曾流浪數年。這種創傷經歷塑造了他對世界的根本不信任。
  • 「淮西集團」的威脅：朱元璋的核心功臣大多來自淮西（今安徽），形成了一個緊密的利益集團。這種「山頭主義」讓朱元璋感到，他的權力隨時可能被「兄弟們」架空。[18]

歷史學家吳晗曾分析：「朱元璋的性格中，有一種極端的『清算意識』——他永遠覺得別人欠他的，他必須把帳算清楚。」[19] 這種心理，驅動他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清洗。

為太子鋪路的「政治遺產」

朱元璋晚年的屠殺，還有一個考量：為太子（後來的建文帝）清除潛在的威脅。他曾對太子說：「吾所誅者，皆天下之不義也，為子孫計，使無後患。」[20]

這個邏輯是：功臣們跟著我打天下，只服我；等我死了，他們會服你這個沒上過戰場的太子嗎？與其讓你將來面對這些驕兵悍將，不如我現在把他們都除掉。

諷刺的是，朱元璋殺盡功臣的結果，是建文帝朱允炆繼位時身邊幾乎無人可用。當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朝廷竟然派不出像樣的將領迎戰。[21]

五、貴族政權的穩定機制

5.1 共同的遊戲規則

貴族出身的開國者與其功臣，往往來自同一個社會圈層，共享一套關於權力分配的默契。以唐朝為例，李淵和「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的大多數人，都屬於「關隴貴族集團」——這個集團從北魏、西魏、北周到隋唐，統治了中國北方近兩百年。[22]

這意味著：

  • 他們之間有世代累積的聯姻關係（李淵的皇后是獨孤信的女兒，而獨孤信的另一個女兒嫁給了楊堅）。
  • 他們共享一套關於「門閥等級」的觀念，知道什麼樣的賞賜是「合理」的。
  • 他們有共同的利益——維護貴族統治的秩序，而非讓任何一個人獨佔所有權力。

5.2 「杯酒釋兵權」：制度化的退場機制

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是歷史上最優雅的功臣處理方式。961 年，他宴請石守信等禁軍將領，席間坦言：「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之基，與爾曹共安逸焉。」[23] 意思是：你們交出兵權，我給你們財富和尊榮，大家都安全。

這個方案能成功，有幾個前提：

  • 趙匡胤的威望：他本人是禁軍統帥出身，功臣們知道他有能力強硬處理，軟著陸是更好的選擇。
  • 共同的背景：趙匡胤和這些將領是同僚、兄弟，而非劉邦那種「亭長與流民」的關係。雙方有基本的信任。
  • 替代方案的明確：交出兵權後可以獲得什麼（田產、宅邸、爵位），是清楚的、可執行的。

對比劉邦和朱元璋，他們無法採用這種方式，因為他們與功臣之間缺乏這種信任基礎——雙方都不相信對方會遵守協議。[24]

5.3 劉秀的「退功臣，進文吏」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做法，是另一種制度化的解決方案。他讓功臣享有崇高的榮譽和豐厚的待遇，但逐步將實際權力轉移給文官系統。「雲台二十八將」大多善終，但他們的子孫並沒有繼承政治權力。[25]

這種模式能成功，也與劉秀的出身有關：他是漢室宗親，本身就擁有「正統」的象徵資本，不需要透過壓制功臣來鞏固正當性。

六、結構性啟示：從帝制到現代組織

6.1 草根創業者的「創辦人困境」

劉邦和朱元璋的故事，對現代創業者有深刻的啟示。「草根創業」——創辦人沒有顯赫背景、從零開始——往往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困境：[26]

  • 早期團隊的「革命情誼」難以制度化：創業初期的「江湖義氣」，在公司規模化之後往往變成包袱。
  • 創辦人的正當性與功臣綁定：如果強調「一起打天下」的敘事，功臣就有權要求更大的分享；如果否定這套敘事，創辦人自己的地位也動搖。
  • 信任難以跨越階級鴻溝：草根創辦人與早期團隊之間，往往有過深的親密感，反而不利於建立健康的專業距離。

6.2 制度化是唯一的出路

比較平民皇帝與貴族皇帝的差異，核心啟示是：制度化的程度決定了權力交接的平順程度。

貴族政權的穩定，不是因為貴族「更善良」，而是因為他們繼承了一套處理權力關係的制度和規範。平民皇帝的困境，是他們必須在「打天下」的同時「建制度」，而這兩件事的邏輯是矛盾的：打天下需要個人魅力和「兄弟義氣」，建制度需要超越個人的規則和程序。[27]

對現代組織的啟示是：

  • 及早建立制度：不要等到公司成功了才開始設計治理結構，那時候既得利益已經固化，改革的成本會非常高。
  • 明確的股權和退出機制：早期團隊的貢獻如何量化、退場時如何補償，應該在一開始就寫清楚。
  • 引入「外部規範」：草根創業者尤其需要外部的顧問、董事、投資人，來提供一套超越「江湖義氣」的行為框架。

6.3 「正當性」不能只靠功績

劉邦和朱元璋的正當性困境，也提醒我們：領導者的權威不能只建立在「過去的功績」上。[28]

功績是有保鮮期的。當公司進入新的階段，過去的成功經驗可能變得無關緊要。如果創辦人的權威只來自「我當年如何如何」，而無法轉化為制度性的角色（如明確的股權、董事會席位、決策權限），他的位子就是不穩固的。

反過來說，如果功臣的貢獻只被「記在心裡」而沒有制度化的回報，他們也會感到不安全，從而採取自保或攻擊的行動。

結語：歷史的回聲

「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話，往往被解讀為帝王的無情與功臣的悲劇。但從結構的視角來看，這不是個人品德的問題，而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制度困境。

平民出身的開國者，面對的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他們要在沒有任何社會資本、正當性基礎、制度框架的情況下，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權。他們與功臣的悲劇，根源於這個結構性的困境，而非簡單的「卸磨殺驢」。[29]

反觀貴族政權的相對穩定，也不是因為貴族更「仁慈」，而是因為他們繼承了一套處理權力關係的制度和規範。這套制度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個可預期的框架，讓各方都知道遊戲規則是什麼。

對今天的組織管理者而言，這個歷史教訓的啟示是清晰的：不要等到衝突爆發才想起制度的重要性。在組織成功、利益膨脹之前，就應該建立明確的規則、公平的分配機制、和平的退場通道。否則，「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劇，就會以不同的形式反覆上演。[30]

歷史不會重複，但人性和制度的邏輯，卻驚人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