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生態系看似是自然形成的產物——人才聚集、資本流入、技術突破——但深入分析每一個成功案例，背後都有精密的制度設計。矽谷的崛起離不開 DARPA 的早期研發投資、SBIR 計畫的種子資金與史丹佛大學的技術授權政策；以色列從「沙漠國家」轉變為「新創之國」的關鍵，是 1993 年啟動的 YOZMA 基金計畫；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是工研院技術轉移、政府租稅優惠與產學合作制度的複合產物。創新不是口號，而是制度。

一、創新生態系的五大制度要素

比較全球主要創新聚落的經驗，可以歸納出創新生態系的五大制度要素：研發基礎設施——大學與研究機構提供技術源頭與高素質人才；資本供給體系——從天使投資、風險資本到公開市場的完整融資階梯；創業法規環境——公司設立、智財保護、破產制度與員工股票選擇權的法律框架；產學轉化機制——技術移轉辦公室（TTO）、衍生公司（spin-off）政策與產學研聯盟；文化與社會資本——容忍失敗的文化、跨領域的社會網絡與創業者社群。[1]

二、三個創新模式的比較

矽谷模式的核心是「市場驅動 + 大學技術轉移」。史丹佛大學的 OTL（技術授權辦公室）開創了大學技術商業化的制度模式，而矽谷銀行（SVB）等專業金融機構為新創企業提供了傳統銀行不願承擔的風險融資。矽谷的成功不可複製，但其制度要素——開放的人才流動、完善的智財保護、友善的創業法規——具有普遍的參考價值。[2]

以色列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催化 + 軍事技術溢出」。YOZMA 計畫以政府出資 1 億美元設立 10 支配對基金（matching funds），成功催化了以色列的風險資本產業。軍事義務兵役制度則提供了技術人才的培訓管道——8200 部隊（相當於 NSA）的退伍軍人創立了大量網路安全新創公司。

新竹模式的核心是「政府規劃 + 技術轉移機構」。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作為技術轉移的中介機構，將政府研發資金轉化為產業可用的技術，台積電的誕生就是這個模式的最成功案例。新竹科學園區的租稅優惠、基礎設施共享與產學合作機制，提供了企業成長的制度溫床。[3]

三、台灣下一階段的創新策略

  1. 從硬體製造轉向軟體與服務——台灣在半導體製造領域的優勢無可取代，但在 AI 應用、SaaS 與數位服務領域仍有巨大發展空間。
  2. 強化風險資本的制度基礎——放寬保險業與退休基金投資風險資本的限制，擴大創業投資的資本池。
  3. 建立「失敗友善」的破產制度——縮短個人破產的信用恢復期、降低創業失敗的法律成本，鼓勵連續創業（serial entrepreneurship）。
  4. 深化國際創新網絡——從「引進技術」轉向「連結生態系」，在矽谷、特拉維夫與倫敦建立創新聯絡據點。
  5. 以使命導向的創新政策驅動突破——參考歐盟的「使命導向研究」（mission-oriented R&I）框架，將國家研發資源聚焦於具體的社會挑戰（如淨零轉型、健康老化、數位包容）。

創新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打造下一個矽谷」，而是建構一套能持續產生創新的制度生態。制度的力量在於：它不依賴於任何單一英雄式的創業者，而是讓無數潛在的創新者都有實現想法的制度條件。[4]

陳弘益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暨亞太地區代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 MBA 主任暨高管教育主任，為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主持跨國政策研究。現帶領超智諮詢，結合商學專業與前沿科技，提供 AI 及量子運算等領域的軟體開發及策略制定服務。策劃全球思想領袖論壇邀集逾 50 位國際領袖、累計觀眾逾 30 萬人次。

References

  1. Isenberg, D. (2011).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Strate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Economic Policy. Babson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Project.
  2. Saxenian, A.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Senor, D. & Singer, S. (2009).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Twelve.
  4. Mazzucato, M. (2021). Mission Economy: A Moonshot Guide to Changing Capitalism. Allen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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