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的經濟學：從穩定社會到個人選擇

2023年，台灣的結婚對數降至12.3萬對，創下歷史新低；同年，日本的「終身未婚率」（50歲仍未婚的比例）男性達28.3%、女性達17.8%，均為史上最高。這不是東亞特有的現象——從北歐到南歐，從北美到澳洲，全球已開發國家都在經歷相似的趨勢：越來越多人選擇不婚或晚婚。這是年輕世代的「草莓」？是價值觀的「崩壞」？還是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必然結果？本文從經濟學與歷史的視角，探討婚姻制度為何而設、為何變遷，以及未來可能的調整方向。

一、婚姻的經濟學本質

Gary Becker：婚姻作為經濟制度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乸克（Gary Becker）在其開創性著作《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中，首次系統性地將經濟學分析應用於婚姻與家庭。他的核心論點是：婚姻是一種「生產合夥關係」（production partnership），兩個人結合是因為這樣做比單獨生活更有效率。^[1]

在貝克的框架中，婚姻的效率來源包括：

• 專業化分工：傳統上，男性專注於市場勞動，女性專注於家務與育兒，這種分工提高了家庭的總產出。
• 規模經濟：兩人共用住宅、家電、交通等資源，比各自獨居更經濟。
• 風險分擔：一方失業或生病時，另一方可以提供支持，降低個人面對的風險。
• 互補性：不同的技能、性格、資源相互補充，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這種分析看似冷酷地將婚姻化約為「效用最大化」的計算，但它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真相：婚姻不只是愛情的結晶，更是一種制度安排——它的存在與延續，是因為它曾經解決了某些實際問題。^[2]

婚姻的歷史功能

從歷史的角度，婚姻制度承擔了多重功能：

經濟功能：在農業社會，家庭是基本的生產單位。婚姻結合了土地、勞動力、生產工具等資源，是農業生產的基礎。女性負責家務、育兒、紡織、養殖等「家內經濟」，男性負責耕作、經商、服役等「家外經濟」。這種分工模式持續了數千年。^[3]

社會保障功能：在沒有國家福利的時代，家庭是唯一的社會安全網。生病、失業、年老時，依靠的是配偶與子女的照顧，而非政府的救濟。婚姻確保了代際照顧的義務與權利。

財產傳承功能：婚姻界定了合法繼承人，確保財產在家族內傳承。這對於貴族、地主、商人等有財產的階層尤為重要。許多傳統的婚姻規則（如嫡長子繼承、禁止離婚）都與財產傳承有關。^[4]

社會控制功能：婚姻將人們編入家庭單位，便於國家進行戶籍管理、稅收徵納、徭役徵發。已婚男性被認為更「穩定」、更「負責任」，更不容易成為社會動亂的來源。

二、變遷的驅動力：為何婚姻不再「必要」

女性經濟獨立：分工基礎的瓦解

貝克模型中，婚姻效率的核心來源是「專業化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然而，這個基礎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瓦解。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接受高等教育、獲得與男性相近的薪資，使得傳統的性別分工不再是最優選擇。^[5]

經濟學家克勞蒂亞・之帛丁（Claudia Goldin，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顯示，二十世紀女性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呈現U型曲線：工業化初期下降（因為家庭生產移出家庭），但從1960年代開始穩步上升，到今天已達歷史高點。在許多國家，大學畢業生中女性已超過男性。^[6]

當女性可以透過自己的工作獲得經濟保障時，婚姻的「經濟必要性」大幅降低。她不再需要依附男性來獲得生存資源；她可以自己買房、自己養老、自己撫養孩子。這不是說女性「不需要」伴侶，而是她們可以「選擇」是否需要伴侶——這是本質性的轉變。

社會安全網的建立

現代福利國家的建立，大幅削弱了婚姻的「社會保障」功能。失業保險、健康保險、養老金、社會救助等制度，將許多原本由家庭承擔的風險轉移到國家或社會。^[7]

在傳統社會，未婚老人面臨嚴峻的晚年處境——沒有子女照顧、沒有儲蓄支持。但在現代社會，單身者可以依靠養老金維持生活、依靠長照保險獲得照顧、依靠醫療保險治療疾病。「養兒防老」的邏輯不再成立。

北歐國家是這種轉變的極致代表。瑞典、丹麥、芬蘭等國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體系，個人對家庭的經濟依賴降至最低。相應地，這些國家的非婚生育比例超過50%，同居取代婚姻成為主流的伴侶關係形式。^[8]

避孕技術與生育脫鉤

1960年代避孕藥的發明，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技術革命之一。它第一次讓女性能夠可靠地控制生育，將性行為與生育分離開來。這對婚姻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9]

在避孕技術普及之前，婚姻是「管理性行為後果」的主要制度。婚前性行為可能導致未婚生育，這在傳統社會是嚴重的社會污名。婚姻提供了一個「合法」框架，讓性行為和生育可以在社會認可的範圍內進行。

避孕藥改變了這個方程式。女性可以在婚前進行性行為而不必擔心懷孕；她可以延遲生育直到事業穩定；她可以選擇完全不生育。婚姻不再是性關係的必要前提，也不再是生育的必要前提。

都市化與個人主義

傳統農村社會中，個人深深嵌入家族與社區網絡。婚姻不只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個家族的聯姻。社區的輿論壓力、家族的期望、傳統的規範，都強力推動個人進入婚姻。^[10]

都市化打破了這種社會控制。城市中的個人是匿名的、流動的，不再受制於熟人社會的監視。家族的影響力減弱，個人的選擇空間擴大。「該結婚了」、「不結婚不正常」這類社會壓力雖然仍在，但遠不如農村社會那麼強大。

伴隨都市化的是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興起。人們越來越強調自我實現、個人自由、生活品質，而非家族責任、社會義務、傳統規範。婚姻從「必須履行的義務」變成「可以選擇的選項」。^[11]

三、不婚的理性：經濟學分析

機會成本的上升

從經濟學的角度，婚姻涉及「機會成本」——結婚意味著放棄單身生活的某些可能性。當單身生活的「收益」上升時，結婚的機會成本也隨之上升。^[12]

現代單身者的生活品質遠高於過去。便利商店、外賣服務、網路購物等讓獨居生活變得便利；社交媒體、交友軟體、興趣社群等讓社交需求可以在婚姻之外滿足；職業發展、旅遊、學習等讓個人成長有多元管道。單身不再等於孤獨、不便、被邊緣化。

同時，婚姻的「成本」也在上升。高房價意味著結婚成家需要更大的經濟投入；育兒成本高昂，養育一個孩子到成年可能需要數百萬元；職業女性面臨「家庭罰金」——結婚生子往往意味著職涯中斷或減速。當成本上升、收益不明確時，延遲婚姻或放棄婚姻就成為理性選擇。^[13]

搜尋理論：為何「對的人」越來越難找

經濟學的「搜尋理論」（search theory）可以解釋為何現代人晚婚或不婚。在這個框架中，擇偶是一個搜尋過程：人們在市場上尋找合適的對象，當找到的對象「夠好」（超過某個門檻值）時，就停止搜尋並結婚。^[14]

現代社會中，這個搜尋過程變得更加複雜：

• 期望上升：隨著女性經濟獨立，她們不再「需要」婚姻，因此門檻值提高——對方必須帶來足夠的「額外價值」才值得結婚。
• 選項增加：交友軟體讓人們接觸到更多潛在對象，但這也讓人更難「定下來」——總覺得可能有更好的在等著。
• 搜尋成本降低：在傳統社會，認識異性的機會有限，搜尋成本高，人們傾向於早點「見好就收」。現代社會搜尋成本降低，人們可以繼續搜尋更久。

諷刺的是，更多的選擇可能導致更少的結婚。心理學家巴利・施瓦茨（Barry Schwartz）稱之為「選擇的悖論」——當選項太多時，人們反而更難做出決定，也更難對已做的決定感到滿意。^[15]

婚姻市場的結構性失衡

婚姻市場也面臨結構性的供需失衡。傳統上，女性傾向於「向上婚配」（hypergamy）——嫁給教育程度、收入、社會地位高於自己的男性。這種偏好在許多社會仍然存在。^[16]

然而，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超過男性時，這種偏好就會造成結構性問題。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發現「向上」的選擇有限；低學歷、低收入的男性則發現自己被排除在婚姻市場之外。這種「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在東亞社會尤為明顯。

日本的「草食男」、韓國的「三拋世代」（放棄戀愛、結婚、生育）、台灣的「魯蛇」，都反映了這種結構性困境。這不只是個人「努力不夠」的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結果。^[17]

四、國際比較：多元的制度回應

北歐模式：婚姻的去制度化

北歐國家採取了最激進的制度調整：讓婚姻「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將其從社會必需品轉變為個人選項。在瑞典、丹麥等國，同居（cohabitation）與婚姻在法律上享有幾乎相同的權利與義務；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完全平等；單親家庭可以獲得充分的社會支持。^[18]

這種制度設計的邏輯是：國家不應該偏好特定的家庭形式，而應該支持所有照顧兒童的安排。無論父母是否結婚、是否同居、是否仍在一起，兒童都應該獲得良好的照顧。這大幅降低了「必須結婚」的壓力，讓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伴侶關係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北歐國家的生育率雖然下降，但仍高於東亞；其兒童福祉指標也名列前茅。這表明，「去制度化」的婚姻並不必然導致社會崩解或兒童受害。^[19]

法國模式：PACS 的創新

法國在1999年創設了「民事結合契約」（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 PACS），提供一種介於同居與婚姻之間的法律選項。PACS 伴侶享有部分婚姻的權利（如稅務優惠、繼承權），但解除關係比離婚更容易。^[20]

PACS 最初是為同性伴侶設計的（當時法國尚未承認同性婚姻），但很快被異性伴侶大量採用。今天，法國每年締結的 PACS 數量幾乎與婚姻相當。這顯示，許多人確實需要一種「比同居更有保障，但比婚姻更有彈性」的中間選項。

日本困境：制度僵化的代價

相較之下，日本代表了制度僵化的案例。日本的婚姻制度仍然高度傳統：不承認同居關係、非婚生子女面臨歧視、夫妻必須同姓（實務上幾乎都是妻從夫姓）。這些規定與現代價值觀產生衝突，卻因為保守勢力的阻擋而難以改革。^[21]

結果是大量的人選擇「退出」婚姻制度，而非改變它。日本的終身未婚率持續攀升、生育率跌至1.2以下、人口加速老化。制度的僵化並沒有保護傳統家庭，反而加速了傳統家庭的消失。

台灣的處境與日本相似。雖然已經通過同婚專法，但整體的婚姻與家庭制度仍然相當傳統。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經濟條件，制度調整的步伐顯得過慢。^[22]

五、未來的制度調整：幾點思考

承認多元的伴侶關係形式

既然現代人對伴侶關係有多元的需求，制度就應該提供多元的選項。除了傳統婚姻之外，可以考慮：

• 民事結合：類似法國 PACS，提供部分婚姻權利，但解除較為容易。
• 登記同居：讓長期同居的伴侶可以選擇登記，獲得某些法律保障。
• 共同生活契約：允許伴侶自行約定權利義務的範圍，提供最大的彈性。

這些選項不是要「取代」婚姻，而是「補充」婚姻。想要傳統婚姻的人仍然可以選擇傳統婚姻；不想要的人則有其他選項。關鍵是讓制度適應人的需求，而非強迫人適應制度。^[23]

減輕婚姻與生育的經濟負擔

許多人不是「不想」結婚或生育，而是「無力」結婚或生育。高房價、高育兒成本、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等現實障礙，讓婚姻生育成為「奢侈品」。^[24]

政策可以從減輕這些負擔著手：增加可負擔住宅供給、擴大托育服務、延長育嬰假並提高津貼、改善職場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這些政策不是「鼓勵」結婚生育，而是「移除」結婚生育的障礙，讓想結婚生育的人有能力實現願望。

重新思考「家庭」的定義

傳統的社會政策以「核心家庭」（一對夫妻加上子女）為預設對象。但現實中的家庭形態日益多元：單親家庭、重組家庭、同性家庭、隔代家庭、沒有血緣關係的「選擇家庭」。政策應該支持所有承擔照顧功能的安排，而非僅限於特定家庭形式。^[25]

這也意味著重新思考「親屬關係」的法律意涵。在傳統制度下，許多權利義務（如探視權、醫療決策權、繼承權）與婚姻或血緣綁定。但如果人們選擇不同的伴侶與照顧安排，這些權利義務應該如何配置？這需要法律制度的根本更新。

去污名化單身與不婚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是社會觀念的轉變。選擇單身或不婚不應該被視為「失敗」、「自私」或「不正常」。它是現代人在既有條件下做出的理性選擇，應該被尊重。^[26]

這不是要否定婚姻的價值——對於想要婚姻的人，婚姻仍然可以是美好的制度。這是要承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好的生活」。當社會停止對單身者施加污名與壓力時，人們反而可以更自由地選擇是否結婚——而非被迫進入或迴避婚姻。

六、歷史的長弧：制度演變的啟示

婚姻制度從來都在演變

回顧歷史，婚姻制度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指腹為婚、父母包辦、嫁妝聘金、禁止離婚——這些曾經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安排，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都經歷過巨大的變遷。^[27]

十九世紀的改革者爭取已婚婦女的財產權（之前妻子的財產自動歸丈夫所有）；二十世紀初的改革者爭取無過失離婚（之前必須證明對方有錯才能離婚）；二十世紀末的改革者爭取同性婚姻。每一次改革都遭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都被預言將導致「家庭崩解」、「社會瓦解」——但社會並沒有瓦解，它只是變得更加包容。

今天我們面對的挑戰——不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家庭形態多元化——同樣需要制度的調適。固守過去的制度安排，並不能讓人們重新擁抱傳統家庭；它只會讓制度與現實脫節，讓更多人落入制度的保護之外。

制度的目的是服務人，而非人服務制度

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告訴我們：制度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設計的工具。當問題改變時，工具也應該改變。婚姻制度曾經有效地解決了農業社會的經濟、保障、傳承等問題；但這些問題在現代社會已經有了其他解決方案。^[28]

這不是說婚姻「不再需要」——對於許多人，婚姻仍然是想要的、有意義的選擇。這是說婚姻「不再必需」——它從生存的必要條件，變成生活的可選項目。這種轉變不是「衰落」，而是「解放」。當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結婚時，選擇結婚的人更可能是真心想要婚姻，而非被迫接受婚姻。

面對這種轉變，社會有兩種選擇：一是試圖逆轉潮流，用道德勸說、經濟誘因、社會壓力來推動人們回歸傳統婚姻；二是順應變遷，調整制度以適應新的現實，同時確保所有人——無論是否結婚——都能獲得基本的保障與尊重。歷史的經驗表明，第二條路更可能成功。

結語：從「制度」到「選擇」

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不婚，這是一個需要理解而非譴責的現象。從經濟學的視角看，這是女性經濟獨立、社會安全網建立、個人主義興起等結構性變遷的必然結果。傳統婚姻的「效率來源」——專業化分工、風險分擔、社會保障——在現代社會已有替代方案。

這不意味著婚姻失去了所有價值。親密關係、情感支持、共同成長、養育下一代——這些仍然是許多人追求的目標，而婚姻可以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之一。但它不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應該被強制為唯一的方式。

制度的智慧，在於為人的多元需求提供多元選項，而非將所有人推入單一的模具。當婚姻從「制度」轉變為「選擇」，當結婚與否都可以是「正常的」、「好的」選項時，人們反而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無論那幸福是否包含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