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佃農理論：當自由成為另一種枷鎖

每天清晨，數百萬人湧入捷運車廂，被輸送到城市各處的辦公大樓。他們領取薪水、繳納房貸、週末消費、週一繼續。他們不是奴隸——他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辭職的自由、消費的自由。然而，他們的日子卻一成不變，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安排好了人生軌跡。這種「自由中的不自由」，是現代社會最深刻的弔詭之一。本文試圖從「現代佃農」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進步」——交通、教育、就業——如何在解放我們的同時，也構成了新形態的枷鎖。

一、從古典佃農到現代勞工

佃農制度的經濟邏輯

傳統的佃農制度中，農民向地主租借土地耕作，收成按比例分配。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但擁有「勞動的自由」——他可以選擇努力耕作或消極怠工，可以選擇這塊地或那塊地。張五常在其1969年的經典著作《佃農理論》中指出，這種制度在特定條件下是有效率的：它分擔了風險、降低了監督成本、創造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均衡。^[1]

然而，佃農的「自由」是受限的自由。他可以選擇努力或怠惰，但不能選擇「不種地」——因為他沒有其他謀生手段。他可以選擇這個地主或那個地主，但地主之間的條件大同小異。他擁有形式上的選擇權，卻缺乏實質上的議價能力。這種「有選擇但沒有好選擇」的處境，正是理解現代勞動關係的起點。

現代勞工：新瓶裝舊酒？

將視角轉向現代社會。今天的上班族不再耕種土地，而是在辦公室中「耕種」文件、報表、程式碼。他們不向地主繳納穀物，而是將勞動成果的「剩餘價值」交給企業股東。馬克思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指出，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是「剝削」——勞工創造的價值超過他們獲得的工資，這個差額被資本家以利潤的形式佔有。^[2]

當然，現代勞工的處境與傳統佃農有本質差異。他們有法律保障的勞動權益、有工會組織的集體談判權、有社會保險的安全網。然而，如果我們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某些結構性的相似性仍然存在：

• 生產資料的集中：佃農不擁有土地，現代勞工不擁有企業的資本設備、智慧財產、品牌資產。
• 有限的選擇：佃農可以選擇地主，勞工可以選擇雇主——但在特定產業、地區、技能條件下，選擇往往有限。
• 系統性依附：佃農依附於土地制度，勞工依附於薪資制度——離開這個系統，就失去生存的基礎。

這不是要否定現代社會的進步。勞工的實質生活水準遠高於古代佃農，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我們要問的是：這種「進步」是否遮蔽了某些持續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我們是否因為「比以前好」而忘記追問「是否足夠好」？^[3]

二、捷運：效率的囚籠

交通基礎設施的政治經濟學

捷運（地鐵、MRT）是現代都市的驕傲。它快速、準時、環保，將人們從塞車的噩夢中解放出來。然而，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醒我們，城市空間的形塑從來不是中性的——它反映並強化了特定的權力關係與經濟利益。^[4]

從資本的角度來看，捷運系統的核心功能是什麼？是「將勞動力高效率地輸送到資本集中的地點」。商業區的摩天大樓集中了企業總部、金融機構、專業服務公司；捷運的放射狀路網從四面八方將勞工運送到這些「利潤生產中心」。早上八點，人流湧入；晚上八點，人流散去。捷運是一部巨大的「勞動力輸送帶」。

這並非說捷運是「邪惡的」。它確實讓通勤更便利、更便宜、更環保。但我們必須意識到，「便利」本身是一個被建構的概念。捷運讓「住在郊區、工作在市中心」這種生活模式變得可行；但正是這種生活模式，讓勞工願意接受更長的通勤距離、更高的房價、更分裂的生活空間。^[5]

通勤時間：誰的時間？

根據主計總處的調查，台灣雙北地區的上班族平均單程通勤時間約40分鐘，每天來回約80分鐘。一年250個工作日，就是333小時——相當於14天不眠不休。這些時間是「死時間」：它不屬於工作（沒有薪水），也不屬於休閒（無法充分利用），更不屬於家庭（離開或尚未到達）。^[6]

弔詭的是，這些通勤時間在經濟統計中是「隱形」的。企業不需要為員工的通勤時間付費；政府的就業統計只計算「工作時間」而非「為工作付出的時間」。通勤成本被「外部化」到勞工身上，成為一種隱性的、不被計入的勞動負擔。

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如此長時間的通勤？因為「工作」與「生活」在空間上被分離了。這種分離不是自然的，而是特定歷史過程的產物——工業革命將生產集中到工廠，後工業時代將服務集中到商業區，而勞工被迫在這些集中點之間來回移動。^[7]

「便利」的代價

捷運的「便利」讓我們忘記追問：為什麼生活必須如此不便利，以至於需要捷運來補救？如果住宅、工作、商業、休閒能夠更均衡地分佈，是否就不需要每天在地下穿梭？

當然，這涉及複雜的都市規劃與經濟聚集效應問題。企業集中在特定區域是有經濟效率的理由的——知識外溢、人才市場、面對面互動。但我們必須問：這種「效率」是為誰的效率？勞工每天花費大量時間通勤，是為了讓企業更「高效」地運作；這些通勤成本由勞工個人承擔，而效益卻歸於資本。這是一種系統性的成本轉嫁。^[8]

三、教育：馴化的藝術

學校的歷史起源

現代公共教育制度的興起，與工業革命密不可分。十九世紀，普魯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義務教育體系，其明確目的包括：培養服從的士兵、忠誠的公民、以及守時守紀的工人。這個模式隨後被其他國家效仿，成為現代教育的原型。^[9]

工業資本主義需要什麼樣的勞動力？需要能夠準時上工、服從指令、在固定位置重複執行標準化任務的工人。而傳統的農村社會並不生產這樣的人——農民習慣按照季節和天氣工作，而非按照時鐘；他們習慣自己安排任務的順序，而非聽從監工的指揮；他們的技能是多樣化的，而非專業化的。

學校的功能，就是將「農村的孩子」轉化為「工業的工人」。它訓練孩子們按鈴聲上下課（模擬工廠的輪班制度）、坐在固定座位聽講（模擬流水線的定點作業）、服從老師的權威（模擬對管理者的順從）、以標準化考試評量（模擬品質管控）。這不是陰謀論——它是被明確陳述的政策目標。^[10]

隱藏的課程：順從的養成

教育社會學家提出「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概念：學校教導的不只是明面上的知識與技能，還有一套隱含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菲利普・乍克森（Philip Jackson）在1968年的經典研究中指出，學校教導學生三件事：群體生活、評價、權力服從。這些「隱藏的課程」比數學、語文更深刻地形塑了學生的人格與世界觀。^[11]

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進一步揭示了教育如何再生產社會不平等。他指出，學校表面上對所有人開放，實際上卻系統性地偏好中上階層的「文化資本」——他們的語言風格、審美品味、社交禮儀。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即使智力相當，也往往因為缺乏「正確的」文化資本而被淘汰。教育不是縮小階級差距，而是將階級差距「合法化」。^[12]

英國社會學家保羅・乏理斯（Paul Willis）的民族誌研究《學做工》（Learning to Labor）則揭示了另一個面向：工人階級的孩子如何「主動」走向工人階級的命運。他發現，這些孩子並非被動地接受階級再生產，而是透過反抗學校權威的方式，發展出一套「反學校文化」——輕視知識、崇尚體力勞動、強調男性氣概。諷刺的是，這種「反抗」恰恰使他們走向工人階級的工作，完成了階級的再生產。^[13]

教育的異化

奧地利思想家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在1971年的《去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中，提出了對學校制度最激進的批判。他認為，學校已經將「學習」異化為「受教育」，將人類天然的好奇心與求知慾，轉化為對學位、證書、分數的追逐。學校教導人們相信：只有透過機構化的教育，才能獲得知識；沒有學校認證的學習，就不算「真正的」學習。^[14]

這種異化的後果是深遠的。人們失去了自主學習的能力與信心；終身學習變成終身考證；創造力被標準化答案所扼殺；質疑權威被視為紀律問題。更根本的是，教育從「解放人的潛能」的工具，變成「將人塑造為經濟齒輪」的機器。

我們不是要否定教育的價值——知識傳承、技能培養、社會化功能都是重要的。我們要追問的是：現行的教育體制，是否是實現這些價值的最佳方式？它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是否也在壓抑潛能？它在「為社會培養人才」的同時，是否也在「為資本馴化勞動力」？^[15]

四、自由的幻象：規訓社會的運作

從外部強制到內部規訓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discipline）概念，為理解現代權力運作提供了關鍵框架。傅柯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不再主要透過暴力、懲罰等「外部強制」來運作，而是透過「規訓」——一套讓人們「自我管理」的技術——來運作。^[16]

規訓權力的核心機制是「全景敞視」（panopticism）——一種讓被監視者感覺自己「可能隨時被監視」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下，人們會自動約束自己的行為，即使沒有人實際監視。學校的教室佈局、工廠的流水線設計、辦公室的開放空間，都體現了這種全景敞視的邏輯。

結果是，現代人不需要警察持槍監視，就會「自動」準時上班、認真工作、循規蹈矩。他們將「應該如此」的社會規範內化為「我想如此」的個人意願。這是現代權力最精巧之處：它讓人們感覺自己是「自由選擇」遵守規則，而非「被迫」遵守規則。

消費主義：另一種枷鎖

如果說工作是「生產的規訓」，消費就是「再生產的規訓」。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家指出，消費主義不只是經濟現象，更是意識形態機器。它讓勞工將辛苦工作賺取的薪水，回流到資本主義體系中，購買資本家生產的商品，從而完成資本的循環。^[17]

更重要的是，消費主義提供了一種「補償機制」。工作是枯燥的、被剝削的、缺乏意義的——但週末的購物、旅遊、娛樂可以「彌補」這些缺失。「努力工作，盡情享受」（work hard, play hard）的口號，精準地描繪了這種交換邏輯：用異化的勞動換取異化的休閒。

社會學家喬治・瑞策（George Ritzer）提出「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的概念，描述現代社會如何將效率、可預測性、可計算性、控制等原則推廣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只是工作，連休閒都被「麥當勞化」了——標準化的旅遊行程、連鎖化的購物中心、可預測的娛樂體驗。我們以為自己在「選擇」如何度過週末，實際上選項已經被預先安排好。^[18]

「自願的奴役」

十六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艾蒂安・德・拉波哀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自願的奴役》（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中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人們會服從暴君？他的答案令人不安：因為人們習慣了奴役，甚至依賴奴役。他們放棄自由，不是因為被迫，而是因為自由的重擔太沉重。^[19]

這個概念對理解現代社會有深刻的啟發。現代人的「不自由」很少是槍口下的強迫，更多是「自願」的選擇。我們「選擇」背負三十年房貸、「選擇」每天通勤兩小時、「選擇」加班到深夜、「選擇」將孩子送進補習班。每一個單獨的選擇看起來都是「理性的」、「自願的」，但加總起來，卻構成了一種無形的枷鎖。

這不是要指責個人的選擇。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下，這些選擇往往是「最不壞的選擇」。問題在於結構本身：為什麼我們的選項如此有限？為什麼「好的選擇」如此稀少？為什麼「不選擇」（opt out）的代價如此高昂？^[20]

五、一成不變的日子：時間的殖民化

線性時間的暴政

現代社會的時間觀念是一種歷史產物。工業革命之前，人們的時間是「任務導向」的——做完這件事，再做下一件；農忙時忙，農閒時閒。工業革命帶來了「時鐘時間」——精確的、可量化的、可交易的時間。工人「出售」時間給雇主，時間成為一種商品。^[21]

歷史學家 E.P. 湯普森（E.P. Thompson）的經典論文〈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描述了這個轉變的痛苦過程。工廠主必須花費數十年，才能讓工人「習慣」按時鐘工作。他們使用罰款、解僱、道德說教等手段，將「守時」塑造為「美德」。今天，我們已經完全內化了這種時間觀念，甚至無法想像另一種生活方式。

這種線性、同質化的時間觀念，為資本主義的運作提供了基礎。只有當時間可以被量化、切割、買賣，「勞動市場」才能存在。一小時的勞動力是可互換的、可計價的——無論這一小時是充滿創意的心流，還是無聊透頂的等待。時間的「質」被化約為「量」。^[22]

日復一日：重複的牢籠

對許多現代人而言，生活是由重複構成的。週一到週五上班，週末休息，然後再來一遍。一月到十二月工作，年假旅遊，然後再來一年。這種重複不是傳統社會的「循環」——那是與季節、生命週期相呼應的節律——而是一種機械的、無差異的「重複」。

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將現代社會描述為「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切都在變化，卻什麼都沒改變。工作可能換，但「為薪水工作」這件事不變；伴侶可能換，但「尋找伴侶」的焦慮不變；住所可能換，但「背負房貸」的處境不變。表面的流動，遮蔽了深層的停滯。^[23]

這種「一成不變」的感受，是許多現代人共有的存在困境。它不是因為缺乏「機會」——現代社會充滿了「機會」的修辭。它是因為這些「機會」往往通往相同的終點：成為更有效率的勞動力、更積極的消費者、更符合社會期待的「成功人士」。

疲勞社會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疲勞社會》（Müdigkeitsgesellschaft）中指出，當代社會已經從傅柯描述的「規訓社會」轉型為「功績社會」（achievement society）。規訓社會的關鍵詞是「不可以」（禁止、命令、服從）；功績社會的關鍵詞是「可以」（能力、績效、自我實現）。^[24]

在功績社會中，壓迫不是來自外部的監視者，而是來自內部的自我要求。「你可以做到」、「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只要努力就會成功」——這些勵志口號看似解放，實際上將壓力內化到個體身上。失敗不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你不夠努力」的問題。

結果是普遍的「倦怠」（burnout）。現代人不是被外部壓迫者壓垮，而是被自己壓垮。他們過度工作、過度追求、過度自我鞭策，最終身心俱疲。韓炳哲將此描述為「自我剝削」——人們成為自己的奴隸主。

六、出路何在？

意識覺醒：看見結構

改變的第一步是「看見」——看見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安排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捷運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特定都市發展模式的產物；學校不只是「學習場所」，而是社會化與階級再生產的機制；「自由選擇」不只是個人意志的展現，而是在特定結構約束下的有限選項。^[25]

這種「結構性的視角」不是要讓人沮喪或無力，而是要揭示改變的可能性。個體無法單獨改變結構，但結構也不是鐵板一塊——它是由無數人的行動累積而成，也可以被無數人的行動所改變。

重新定義「成功」與「美好生活」

當代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高度單一化：更高的收入、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職位、更多的消費。這種定義將人們鎖定在無盡的競爭與追逐中。重新定義「成功」，是打破這種循環的關鍵。^[26]

什麼是「美好生活」？更多的閒暇時間？更深的人際連結？更多的創造性活動？更少的物質慾望？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重要的是提出這些問題——而非不假思索地接受消費主義提供的現成答案。

集體行動的可能

結構性問題需要結構性的解決方案。個人的「覺醒」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真正的改變需要集體行動：工會的力量、社會運動的壓力、政策的改革、制度的重新設計。^[27]

歷史上的重大社會變革——廢除奴隸制、八小時工作日、普選權、社會保險——沒有一項是靠個人「改變心態」達成的。它們都是集體抗爭的結果。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同樣需要集體的努力來解決。

結語：在自由與枷鎖之間

「現代佃農」這個概念不是要否定現代社會的成就，而是要提醒我們保持批判的距離。我們比古代的佃農自由得多，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已經「足夠自由」。我們的選擇比過去多得多，但這不意味著我們擁有「真正的選擇」。

每天，數百萬人湧入捷運車廂，被輸送到各處的辦公大樓。他們不是奴隸，他們是「自由的勞動者」。但自由是一個程度問題，而非有無問題。在法律上的自由與實質上的自主之間，存在著廣大的灰色地帶。正視這個灰色地帶，是追求更完整的自由的起點。

最終，問題不在於捷運、學校、企業本身，而在於它們所構成的整體系統——一個將人的價值化約為生產力與消費力的系統。挑戰這個系統，需要重新想像一種不同的社會安排：在那裡，工作不只是為了生存，而是實現潛能的方式；教育不只是為了就業，而是啟發心智的旅程；交通不只是從A到B，而是連結生活各個面向的紐帶。這種想像或許看似烏托邦，但如果我們連想像的能力都失去，改變就永遠不會到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