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佃農理論帶來的若干省思

1969年，一位來自香港的年輕經濟學家，以一篇關於中國佃農的博士論文，挑戰了經濟學界長達兩百年的定論。亞當・斯密、約翰・穆勒、馬歇爾等巨擘都認為分成租佃制度（sharecropping）是「無效率」且「剝削性」的落後安排。然而，張五常卻證明：在資訊不對稱與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中，佃農制度可能是最有效率的選擇。這個洞見不僅為他贏得學術聲譽，更深刻影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乃至中國經濟改革的思想根源。

一、二百年的誤解：古典經濟學的佃農觀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佃農制度是一種常見的土地安排：地主提供土地，農民提供勞力，收成按比例分享（通常五五分帳或四六分帳）。這種制度遍及世界各地，從歐洲的 métayage（法國分成制）、義大利的 mezzadria，到中國的租佃制度，乃至美國南北戰爭後的 sharecropping，都是類似的安排。^[1]

然而，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分成租佃是一種無效率的制度。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分成農（métayers）……既無資本也無權力，作為土地的自由勞動者，其地位不過略高於農奴。」他認為這種安排缺乏激勵，因為農民只能獲得一半的邊際產出，自然不會全力以赴。^[2]

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延續這一觀點，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強調分成制度「削弱了勞動的誘因」。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則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以幾何圖形展示了分成制度的效率損失——因為農民只獲得一半報酬，他會在邊際產出等於邊際成本的一半時就停止工作，導致產出低於最優水準。^[3]

這個被後人稱為「馬歇爾的無效率論證」（Marshallian inefficiency）的觀點，成為經濟學教科書的標準內容，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的土地改革政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地改革，正是基於「消滅落後的租佃制度」這一信念。^[4]

道德譴責與經濟分析的糾纏

值得注意的是，對分成租佃的批評往往混雜著道德判斷與經濟分析。佃農制度在許多地方與貧窮、債務和社會不平等相伴，容易讓人將制度本身視為「剝削」的象徵。美國南方的 sharecropping 制度尤其如此——它發端於南北戰爭後的重建時期，許多前奴隸淪為佃農，陷入「債務陷阱」（debt trap），被迫依附於地主。^[5]

然而，經濟分析需要區分兩個問題：制度是否造成「剝削」（分配問題），以及制度是否有「效率」（生產問題）。古典經濟學家將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認為分成制既不公平也無效率。張五常的洞見，正是將這兩個問題分開處理。

二、洛杉磯的頓悟：一個博士生的挑戰

1959年，23歲的張五常從香港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攻讀經濟學。當時的UCLA經濟系匯聚了一批非正統的思想者，包括產權經濟學先驅阿門・阿爾欽（Armen Alchian）、資訊經濟學家傑克・乾捨爾弗（Jack Hirshleifer），以及經常來訪的芝加哥學派學者。^[6]

阿爾欽成為張五常的導師，他的教學風格深刻影響了這位年輕學者。阿爾欽堅持「真實世界的觀察先於理論」，強調經濟學家必須解釋實際存在的現象，而不是在黑板上證明某些制度「應該」消失。這種實證主義的態度，成為張五常思想的核心特徵。^[7]

當張五常開始研究分成租佃時，他首先問的不是「這個制度為什麼無效率」，而是「如果這個制度真的無效率，為什麼它會存在幾千年？」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直指古典理論的致命缺陷：如果馬歇爾是對的，分成制度早就應該被更有效率的安排（如固定租約或僱傭制）所取代。它的持續存在，暗示著經濟學家可能漏掉了什麼。^[8]

台灣農村的田野調查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張五常做了一件當時經濟學家很少做的事：他前往台灣進行田野調查。1960年代的台灣剛經歷土地改革，保留了大量關於租佃契約的歷史資料。張五常深入農村，訪談農民與地主，研究各種不同類型的契約安排。^[9]

他發現一個關鍵事實：在競爭的市場中，佃農契約並非只規定分成比例，還會規定其他條款——例如農民必須投入多少勞動，或必須達到多少產量。換言之，分成契約是一個「完整的契約」（complete contract），而非古典經濟學假設的「僅規定分成比例」的簡單安排。

這個發現至關重要。如果地主可以透過契約規定農民的勞動投入，那麼「農民只獲得一半報酬所以偷懶」的問題就不存在了。農民的工作量是契約的一部分，而非農民自己決定。

三、理論的核心：效率等價定理

1969年，張五常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同年也在《政治經濟學期刊》發表了核心論文。這部著作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命題：在競爭均衡中，無論採用分成租佃、固定租約還是僱傭制度，資源配置的效率是相同的。^[10]

這個「效率等價定理」（efficiency equivalence theorem）的核心邏輯如下：

• 競爭約束：在競爭的土地市場和勞動市場中，租約的條款會調整到使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水準。如果分成租佃真的使產出減少，農民能獲得的收入就會減少，他們會轉向其他安排，地主也會被迫改變條款。
• 契約完備性：分成契約不只規定分成比例，還會規定勞動投入、耕作方式等條款。這些條款的組合可以達到與其他契約形式相同的效率。
• 風險分擔：分成制度讓地主和農民共同承擔產量風險，這在農業這種高度不確定的產業中有重要價值。

張五常證明，古典經濟學家的錯誤在於他們的模型過於簡化。他們假設農民可以自由決定工作量，而忽略了契約條款的存在；他們假設市場是完美的，卻忽略了風險分擔的需求；他們關注單一邊際條件，而忽略了整體契約安排的均衡。^[11]

與寇斯定理的呼應

張五常的分析與羅納德・寇斯（Ronald Coase）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有深刻的呼應。寇斯指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中，產權的初始分配不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因為任何無效率都可以通過談判和交易來修正。^[12]

張五常將這一思路應用於契約選擇：如果交易成本為零，那麼分成租佃、固定租約和僱傭制都會達到相同的效率結果。契約形式的選擇，取決於哪種形式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真實世界的交易成本」——包括監督成本、風險分擔成本、資訊成本等。

換言之，分成租佃的存在不是因為農民被「剝削」或地主有「權力」，而是因為在特定情境下，這種契約安排能最有效地處理監督問題和風險分擔問題。這是一個效率解釋，而非剝削解釋。

四、交易成本：制度選擇的關鍵

張五常理論的真正威力，在於它引入了「交易成本」作為解釋制度差異的核心變數。在零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中，所有契約形式都是等價的；但在真實世界中，不同的交易成本結構會導致不同的最優契約選擇。^[13]

三種契約的比較

考慮地主面臨的三種選擇：

1. 僱傭制（Wage Contract）：地主僱用農民按時計酬。這要求地主持續監督農民的工作，監督成本高昂。此外，所有產量風險由地主承擔。
2. 固定租約（Fixed Rent）：農民支付固定租金，保留全部產出。這避免了監督問題（因為農民獲得全部邊際報酬），但所有風險由農民承擔。在農業這種高度不確定的產業中，這可能導致農民破產。
3. 分成租佃（Share Tenancy）：產出按比例分配。這是一種「中間安排」——監督成本低於僱傭制（因為農民有部分激勵），風險分擔優於固定租約。

哪種契約最優，取決於具體情境。在監督容易且風險較低的環境中，僱傭制可能最優；在監督困難但農民有足夠資本承擔風險時，固定租約可能最優；而在監督困難、風險高且農民資本有限時，分成租佃就成為最有效率的選擇。^[14]

風險分擔的經濟邏輯

分成租佃特別適合農業的一個原因是「風險分擔」。農業產出高度依賴天氣、病蟲害等不可控因素。如果採用固定租約，一場旱災可能使農民血本無歸，無力支付租金，最終對雙方都是災難。分成制度則讓風險在地主和農民之間分擔：豐年時地主獲得更多，歉年時農民負擔減輕。^[15]

從保險經濟學的角度看，地主通常比農民更有能力承擔風險——因為地主可以透過多元化投資（擁有多塊土地、多種資產）來分散風險，而農民的全部收入來源往往就是那一塊田。分成制度實際上是一種「隱性保險」，地主向農民提供風險保障，作為交換，農民讓出部分預期收入。

五、斯蒂格利茨的挑戰與資訊經濟學的興起

張五常的理論並非沒有爭議。1974年，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評論，承認張五常的「傑出而勇敢的嘗試」，但質疑其關於資訊的「不合理假設」。^[16]

斯蒂格利茨的批評集中在「資訊不對稱」問題。他指出，如果地主真的能夠完美監督農民的努力程度（如張五常假設的「契約完備性」），那麼僱傭制就應該是最優的，因為它避免了分成帶來的激勵扭曲。分成制度的存在，恰恰說明地主無法完美監督，這就回到了馬歇爾式的效率損失問題。

這個批評推動了資訊經濟學的發展。斯蒂格利茨及其合作者後來發展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和「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系統理論，成為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工具。斯蒂格利茨在諾貝爾獎演說中提到，正是張五常關於佃農制度的研究「激勵」他發展資訊經濟學的理論。^[17]

辯論的啟示

張五常與斯蒂格利茨的辯論，揭示了經濟學中一個根本的方法論問題：我們應該用「完美契約」還是「不完美契約」作為分析的起點？

張五常的方法是「從觀察出發」——如果分成制度在競爭市場中持續存在，它就必然是有效率的，否則它會被淘汰。分析的任務是解釋它為何有效率，而非論證它無效率。這種方法論立場，與芝加哥學派對「市場力量」的信任一脈相承。^[18]

斯蒂格利茨的方法則是「從模型出發」——建構精確的數學模型，明確假設條件，推導出清晰的結論，然後檢驗這些結論是否符合現實。這種方法更容易發現「市場失靈」的可能性，也更容易為政府干預提供理論依據。

兩種方法各有優劣，它們的張力至今仍是經濟學方法論辯論的核心議題。

六、從佃農到企業：契約性質的廣義思考

張五常對契約的思考並未止步於農業。1983年，他發表了另一篇重要論文〈企業的契約性質〉（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將佃農理論的洞見推廣到對企業本質的理解。^[19]

寇斯在1937年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中問道：如果市場價格機制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為什麼企業會存在？為什麼人們會組成等級制的組織，而不是純粹通過市場交易？寇斯的答案是「交易成本」——使用市場有成本（搜尋成本、談判成本、執行成本），當這些成本高於內部組織的成本時，企業就會出現。^[20]

張五常對此提出了更精細的分析。他認為，企業的本質不是「取代市場」，而是「用一種契約形式取代另一種契約形式」。在市場中，交易以產品為單位（購買完成的物品）；在企業中，交易以要素為單位（僱用勞動力、租用機器）。企業的邊界，就是這兩種契約安排的效率邊界。

這個觀點解釋了為什麼企業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從傳統的僱傭關係，到現代的外包、承攬、加盟、合資——它們都是不同的契約安排，各自適應不同的交易成本結構。張五常寫道，當他完成這篇論文時，他知道「這將是一部傳世之作，百年後仍會被閱讀」。^[21]

七、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

1982年，在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寇斯的建議下，張五常離開華盛頓大學，返回香港大學任教，以便近距離觀察和參與中國的經濟改革。這一決定使他成為中國改革最重要的經濟學顧問之一。^[22]

張五常的佃農理論對中國改革有直接的啟示。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核心就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使用權承包給農戶，農戶向國家繳納一定比例或數量的農產品，剩餘歸自己。這本質上就是一種「分成契約」的變體。

張五常提供的理論框架說明：只要產權明確、契約條款合理，這種安排可以達到高效率的資源配置，無需將土地「私有化」。重要的不是誰「擁有」土地的名義所有權，而是土地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如何在契約中界定。^[23]

制度變遷的經濟學

更廣泛地說，張五常的思想為理解中國漸進式改革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傳統的經濟學觀點認為，私有產權和完善的法治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但中國的經驗表明，在產權不完全明確、法治不完全健全的情況下，通過精巧的契約安排，仍然可以實現經濟增長。

張五常曾預測，中國的國有企業最終會被私人企業取代，上海將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這些預測在當時飽受質疑，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2015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市值一度超過香港聯合交易所，印證了他數十年前的判斷。^[24]

八、若干省思：理論與現實的對話

回顧張五常佃農理論的影響，我們可以得到幾點深刻的啟示：

省思一：觀察先於理論

張五常最重要的方法論貢獻，是堅持「從觀察出發」的研究態度。如果一個制度在競爭的市場中持續存在，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是解釋它為何存在，而非論證它「應該」被取代。這種謙遜的態度，是對理性自負的有益矯正。^[25]

許多政策失敗的根源，正是決策者相信自己比市場更聰明。蘇聯的集體農場、中國的人民公社、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土地改革，都是基於「消滅落後制度」的良好願望，卻因為忽視了這些制度存在的經濟邏輯而導致災難。

省思二：效率與公平的分離

張五常的分析提醒我們，效率問題與公平問題必須分開處理。分成租佃可能是有效率的，但這不意味著它是「公平」的或不需要改革。效率只說明資源配置是否最優，不涉及收入分配是否合理。^[26]

如果社會認為農民的處境需要改善，可以通過再分配政策（如補貼、社會保障）來實現，而不必摧毀現有的契約安排。混淆效率與公平，常常導致「兩敗俱傷」的政策——既沒有實現更公平的分配，又損害了經濟效率。

省思三：交易成本的無處不在

張五常的工作讓我們認識到，交易成本無處不在，且對制度選擇有決定性影響。沒有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是一個有用的理論基準，但在設計現實制度時，必須考慮監督成本、資訊成本、執行成本等實際約束。^[27]

這對政策制定有重要啟示。例如，智慧財產權制度的設計，必須在保護創新激勵（減少剽竊的外部性）與降低交易成本（允許知識的廣泛傳播）之間取得平衡。最優的制度不是「無限保護」或「完全開放」，而是根據具體的交易成本結構來設計。

省思四：制度的多樣性與適應性

最後，張五常的理論說明了為什麼世界上存在如此多樣的經濟制度。不是因為有些社會「落後」或「愚昧」，而是因為不同的環境（技術條件、風險結構、資訊可得性）要求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的「最優」總是相對於特定情境而言。^[28]

這種觀點要求我們對制度移植保持謹慎。將「先進國家」的制度照搬到不同的環境中，可能適得其反。好的制度設計需要理解當地的約束條件，而非僵硬地套用某種「最佳實踐」。

結語：一篇論文的長遠影響

1969年的那篇博士論文，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張五常的佃農理論不僅挑戰了兩百年的經濟學定見，更深刻影響了我們理解制度、契約與交易成本的方式。它啟發了斯蒂格利茨的資訊經濟學，豐富了寇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並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了思想資源。

也許更重要的是，張五常的工作體現了一種經濟學的精神：用簡單的工具（約束最大化、需求定律）去解釋複雜的現實，對市場過程保持敬畏，對理論教條保持懷疑。這種精神，在經濟學日益數學化、模型化的今天，尤其值得珍視。

正如張五常經常引用的一句話：「理論的目的是解釋現象，而非證明自己的聰明。」這，或許是佃農理論帶給我們最重要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