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演化：規範遵從如何自我強化？

走在東京新宿車站的月台上，即使是深夜的末班車，排隊的人群依然井然有序，沒有人插隊、沒有人喧嘩。這個場景對於許多外國旅客而言近乎神奇——沒有警察監督，沒有攝影機威懾，為什麼人們會「自發」遵守規範？這是某種神秘的「民族性」嗎？還是有更深層的社會機制在運作？本文試圖從博弈論、制度經濟學與文化人類學的交叉視角，解構規範遵從的自我強化機制，揭示「秩序」如何可能在沒有外部強制的情況下穩定維持。

一、規範遵從的博弈論基礎：為什麼合作可以是均衡？

理解規範遵從的第一步，是拋棄「人性本善」或「民族性優越」的簡單解釋，轉而從理性選擇的框架出發。博弈論（Game Theory）告訴我們：在特定條件下，合作與規範遵從本身就是一種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當所有人都遵守規範時，任何單一個體偏離規範的收益為負，因此沒有人有誘因背叛。^[1]

1.1 重複博弈與合作的演化

經典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告訴我們，在一次性博弈中，背叛是優勢策略——即使雙方合作對整體最有利，理性的個體仍會選擇背叛。但在重複博弈（Repeated Game）中，情況截然不同。當博弈重複進行，且未來的互動足夠重要時，合作可以成為均衡。^[2]

這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bert Aumann 的核心貢獻——Folk Theorem（民俗定理）證明：在無限重複博弈中，只要參與者足夠「有耐心」（貼現因子 δ 足夠高），幾乎任何可行的報酬向量都可以在某個子博弈完美均衡中實現，包括完全合作。^[3]

1.2 合作均衡的數學條件

讓我們用更精確的數學語言表述。考慮一個標準的囚徒困境博弈，其中：

• T（Temptation）：背叛對方合作時的報酬
• R（Reward）：雙方合作的報酬
• P（Punishment）：雙方背叛的報酬
• S（Sucker）：被背叛時的報酬

囚徒困境的定義要求：T > R > P > S，且 2R > T + S。在一次性博弈中，(背叛, 背叛) 是唯一的納許均衡。

但在無限重複博弈中，考慮「冷酷觸發策略」（Grim Trigger）：一開始合作，一旦對方背叛就永遠背叛。如果貼現因子 δ 滿足：

δ ≥ (T − R) / (T − P)

則 (合作, 合作) 成為子博弈完美均衡。^[4] 這個不等式的直觀含義是：當未來足夠重要（δ 足夠大），背叛的短期收益（T − R）不足以抵消長期懲罰的損失（持續獲得 P 而非 R）。

1.3 Tit-for-Tat：合作如何在演化中勝出

政治學家 Robert Axelrod 在 1980 年代舉辦的著名電腦競賽中發現，最簡單的策略往往最有效。數學家 Anatol Rapoport 提交的「以牙還牙」（Tit-for-Tat）策略——第一回合合作，之後模仿對方上一回合的選擇——在兩次競賽中都取得了最高分。^[5]

Tit-for-Tat 的成功來自四個特性：善良（Nice，從不主動背叛）、報復（Provocable，對背叛立即懲罰）、寬恕（Forgiving，對方恢復合作後也恢復合作）、清晰（Clear，策略簡單易懂）。這四個特性組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可以在演化環境中生存並擴散的合作策略。^[6]

這個發現的啟示是深刻的：合作不需要道德約束，也不需要中央權威，它可以從純粹的策略互動中「演化」出來。規範遵從不是因為人們「善良」，而是因為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遵守規範是理性的均衡策略。

二、協調博弈與焦點：為什麼某些規範比其他規範更穩定？

重複博弈解釋了為什麼合作可能是均衡，但沒有解釋為什麼某些社會「選擇」了合作均衡，而其他社會則陷入背叛均衡。這就需要引入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的框架。^[7]

2.1 多重均衡與均衡選擇問題

許多社會規範本質上是協調問題而非囚徒困境。考慮一個簡單的例子：靠左或靠右行駛。兩者都是納許均衡——只要所有人選擇同一邊，沒有人有誘因偏離。但「靠左」和「靠右」是完全對稱的均衡，沒有任何內在的優劣之分。^[8]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Thomas Schelling 引入了焦點（Focal Point）的概念來解釋均衡選擇。在多重均衡中，人們傾向於選擇那些「顯而易見」或「約定俗成」的選項。焦點的形成往往依賴於共享的文化背景、歷史經驗或認知框架。^[9]

2.2 社會規範作為納許均衡

經濟學家 Peyton Young 將社會規範定義為一種自我執行的行為模式：當大多數人遵守規範時，遵守規範對每個人都是最佳反應。^[10] 這個定義將規範遵從從道德領域轉移到策略領域：人們遵守規範不是因為規範在道德上「正確」，而是因為在既定的社會環境中，遵守規範是最佳策略。

這解釋了為什麼同一個人在不同環境中會展現截然不同的行為。一個人在日本會排隊等候，在某些其他國家可能會爭先恐後——這不是因為他的「道德水平」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他面對的賽局結構改變了。當周圍所有人都排隊時，插隊的成本（社會譴責、被阻止）遠高於收益；當周圍所有人都在搶時，禮讓反而意味著永遠排在最後。^[11]

三、制度經濟學視角：社會資本與監督成本

博弈論提供了規範遵從的微觀基礎，但要理解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我們需要引入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概念。

3.1 社會資本：信任的累積與折損

社會學家 James Coleman 與政治學家 Robert Putnam 發展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指出，人際信任、社會網絡與規範是一種可以累積也可以折損的「資本」。^[12] 高社會資本的社會中，人們更傾向於合作、更願意遵守規範，因為他們相信其他人也會這樣做。

Putnam 在《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中比較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區域政府績效，發現北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其更豐富的社會資本——更活躍的公民社會、更高的人際信任、更強的互惠規範。^[13]

3.2 聲譽機制：去中心化的社會監督

在傳統經濟學的監督模型中，監督需要成本——雇用警察、安裝攝影機、建立執法機構。但聲譽機制（Reputation Mechanism）提供了一種去中心化的替代方案：社區成員相互監督，並通過八卦、排斥、羞辱等機制懲罰違規者。^[14]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ouglass North 指出，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規範遵從主要依賴非正式制度——習俗、傳統、社會規範——而非正式的法律與國家強制。^[15] 這些非正式制度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聲譽機制將社會監督的成本分散到整個社區。

為什麼社會監督往往比國家監督更有效？經濟學家 Avner Greif 分析中世紀馬格里布商人的貿易網絡，發現商人社群通過多邊聲譽機制（Multilateral Reputation Mechanism）維持了跨地域的契約執行，比任何法律體系都更有效。^[16] 原因在於：

• 資訊優勢：社區成員對彼此的了解遠比政府執法人員更深入
• 懲罰多樣性：社會排斥、婚姻拒絕、商業抵制等懲罰方式比法律制裁更靈活
• 監督即時性：社區監督是持續的，而非事後的法律追究

3.3 網絡效應：規範遵從的正外部性

規範遵從具有強烈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當更多人遵守規範，遵守規範的收益就更高。這創造了一種正向回饋：高規範遵從的社會傾向於變得更加遵從，而低規範遵從的社會則可能陷入惡性循環。^[17]

這解釋了為什麼規範遵從的差異在社會之間如此持久。一旦某個社會「鎖定」在高遵從均衡，即使外部條件改變，規範也傾向於持續。反之，陷入低遵從均衡的社會很難透過單方面的努力改變現狀——這是一個典型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問題。^[18]

四、文化人類學的洞見：恥感、語境與文化緊密度

經濟學與博弈論提供了規範遵從的「硬體」基礎，但要理解不同社會為何演化出不同的均衡，還需要考慮文化這個「軟體」。

4.1 恥感文化 vs 罪感文化

人類學家 Ruth Benedict 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提出了著名的「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與「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二分法。^[19] 在恥感文化中，行為規範的執行依賴於外部的社會壓力——「別人會怎麼看我」是行為的主要約束。在罪感文化中，規範的執行則依賴於內化的道德標準——「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是關鍵問題。

這個區分雖然過於簡化（Benedict 自己也承認），但它捕捉到了一個重要的制度差異：在恥感文化中，規範遵從高度依賴社會監督的存在；在罪感文化中，規範可能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仍然被遵守。^[20]

從博弈論的角度重新詮釋：恥感文化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強調外部懲罰（社會譴責、排斥、羞辱）的均衡機制，而罪感文化則是一種內化懲罰（內疚、自責、良心譴責）的機制。兩種機制都可以支撐合作均衡，但它們的穩定性和適用條件不同。^[21]

4.2 高語境文化與隱性規範

人類學家 Edward Hall 區分了高語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與低語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22] 在高語境文化中，大量的資訊隱含在情境、關係和非語言暗示中；在低語境文化中，資訊則需要明確、直接地表達。

這對規範遵從有深刻的影響。在高語境文化中，規範往往是隱性的——人們被期待「讀空氣」（日語「空気を読む」）、理解潛規則、感知社會期待。這種隱性規範的執行成本極低，因為每個人都被社會化為能夠「自動」識別和遵守規範。^[23]

相比之下，低語境文化傾向於將規範顯性化——明確的規則、書面的契約、正式的法律。這種顯性規範更容易跨文化傳遞，但執行成本更高，因為需要專門的機構來監督和執法。

4.3 Tight vs Loose Cultures：文化緊密度的全球比較

心理學家 Michele Gelfand 提出了文化緊密度（Cultural Tightness）的概念，並進行了大規模的跨國實證研究。^[24]「緊密文化」（Tight Cultures）具有強烈的社會規範和對偏差行為的低容忍度；「鬆散文化」（Loose Cultures）則規範較弱，對偏差行為更為寬容。

Gelfand 的研究發現，文化緊密度與生態與歷史威脅高度相關。經歷過較多自然災害、傳染病、外敵入侵的社會，傾向於發展出更緊密的文化。這是一種適應性機制：在高威脅環境中，嚴格的規範和高度的協調是生存的必要條件。^[25]

在 Gelfand 的 33 國研究中，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家文化緊密度最高；而烏克蘭、愛沙尼亞、匈牙利、以色列等國家則最為鬆散。^[26] 這個分布並非隨機——它反映了各社會在漫長歷史中面對的威脅結構和發展出的適應策略。

4.4 集體主義 vs 個人主義

荷蘭社會心理學家 Geert Hofstede 的文化維度理論中，集體主義-個人主義（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是最著名的維度之一。^[27] 集體主義社會中，個人身份主要來自群體歸屬；個人主義社會中，個人被視為獨立的行動者。

集體主義與規範遵從的關係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一方面，集體主義社會傾向於更強調群體和諧、更不容忍偏差行為。另一方面，集體主義也可能導致「內團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對「自己人」寬容，對「外人」嚴苛——這反而可能削弱普遍性規範的執行。^[28]

這解釋了為什麼同樣被歸類為「集體主義」的社會，在規範遵從程度上可能存在巨大差異。關鍵變數不只是「集體主義程度」，而是集體主義的結構——是基於普遍性規範的集體主義，還是基於特殊關係的集體主義。^[29]

五、歷史與地理的形塑：稻作、人口密度與制度遺產

文化不是從天而降的。規範遵從的社會差異可以追溯到更深層的歷史與地理因素。

5.1 稻作文化假說：水稻種植與合作需求

心理學家 Thomas Talhelm 提出的「稻作文化假說」（Rice Theory）認為，種植水稻的社會傾向於發展出更集體主義、更注重協調的文化。^[30] 原因在於水稻種植的技術特性：

• 灌溉需求：水稻需要精密的灌溉系統，這要求農戶之間高度協調
• 勞動密集：水稻種植的勞動強度是小麥的兩倍，需要互助合作
• 土地依賴：水田的建設投入巨大，農民更難遷移，因此更依賴本地社會關係

Talhelm 的研究比較了中國境內種植水稻和小麥的不同區域，發現即使在控制了經濟發展、都市化等因素後，稻作區的居民仍然表現出更強的集體主義傾向和更低的個人主義。^[31]

5.2 人口密度與社會規範的緊密化

高人口密度本身就是規範緊密化的推動力。當人們生活在更擁擠的環境中，行為的外部性更強——你的噪音影響更多鄰居，你的垃圾影響更多人的生活。這創造了對規範的更強需求。^[32]

同時，高人口密度也降低了監督成本。在人口稀疏的地區，違規行為可能不被發現；在人口密集的地區，「眾目睽睽」本身就是一種監督機制。這解釋了為什麼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往往發展出更精細的公共行為規範。^[33]

5.3 島國地理與社會凝聚力

地理環境也影響規範遵從。島國的地理隔離有兩個效應：第一，限制了人口流動，使得人們更難「退出」不利的社會關係，因此更有誘因維持合作；第二，創造了更強的群體認同，因為「我們」與「他們」的界線更加清晰。^[34]

當然，島國地理不是高規範遵從的充分條件。英國、冰島、古巴同樣是島國，但它們的規範遵從程度差異很大。地理只是提供了某些可能性，具體的均衡選擇還取決於歷史路徑和制度演化。

5.4 德川幕府的社會控制遺產

以日本為例，其高度的規範遵從不能僅從「文化」或「民族性」來解釋，還需要考慮特定的歷史制度。德川幕府（1603-1868）建立了一套精密的社會控制體系：^[35]

• 五人組制度（五人組）：鄰居相互監督、連坐懲罰
• 身份制度（士農工商）：嚴格的社會階層限制流動
• 鎖國政策：限制外部影響，強化內部規範的統一性
• 寺請制度：通過佛寺進行人口登記和社會控制

這些制度在明治維新後正式廢除，但它們塑造的社會習性（Habitus，借用 Pierre Bourdieu 的概念）延續至今。^[36] 兩百多年的制度訓練，將規範遵從內化為一種「自然」的行為模式，即使制度消失，行為模式仍然持續。

六、跨文化比較：高規範遵從社會的共同點與差異

如果規範遵從可以用博弈論和制度經濟學解釋，那麼我們應該能夠在不同文化中找到類似的機制。以下比較幾個以高規範遵從著稱的社會。

6.1 日本與北歐：不同路徑，類似均衡

日本和北歐國家（特別是挪威、瑞典、芬蘭）都以高度的規範遵從和社會信任著稱，但它們的路徑截然不同：^[37]

• 日本模式：恥感文化、高語境溝通、強調群體和諧、隱性規範、社會監督
• 北歐模式：罪感文化（基督新教傳統）、低語境溝通、強調個人責任、顯性規範、國家福利

這兩種模式達到了類似的均衡——高信任、高合作、高規範遵從——但透過不同的機制。日本模式依賴社區層面的非正式監督；北歐模式則依賴國家層面的正式制度配合內化的公民責任。^[38]

6.2 新加坡：威權主義與規範遵從

新加坡提供了另一種模式。這個城市國家以嚴格的法律、高額罰款和有效的執法著稱。與日本或北歐不同，新加坡的高規範遵從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家強制而非社會自律。^[39]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新加坡選擇了「增加懲罰」（提高 P 對 T 的差距）而非「增加耐心」（提高 δ）來維持合作均衡。這是一種有效但成本較高的策略，因為它需要持續的國家監督投入。

新加坡模式的問題在於：當國家監督放鬆時，規範遵從是否會維持？批評者認為，新加坡的規範遵從是「外生的」（由國家強制施加）而非「內生的」（由社會互動演化而來），因此可能更為脆弱。^[40]

6.3 為什麼同樣是「集體主義」，結果不同？

許多高規範遵從的社會被歸類為「集體主義」，但並非所有集體主義社會都有高規範遵從。例如，意大利南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同樣強調家庭和群體，但公共規範遵從程度較低。^[41]

關鍵差異在於集體主義的範圍（Radius of Trust）。一些社會的集體主義是狹窄的——信任和規範只適用於家庭、宗族或小圈子內部；對圈外人則採取不同標準。另一些社會的集體主義是廣泛的——規範適用於更大的社會範圍，甚至是所有公民。^[42]

經濟學家 Edward Banfield 在《落後社會的道德基礎》（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中將這種狹窄的集體主義稱為「非道德家族主義」（Amoral Familism）——人們對家庭高度忠誠，但對公共利益漠不關心。^[43] 這種模式下，「規範遵從」只在狹窄圈子內運作，在公共領域則往往陷入不合作均衡。

七、COVID-19 的自然實驗：規範遵從的實證檢驗

COVID-19 疫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自然實驗，讓我們得以觀察不同社會在面對共同威脅時的規範遵從差異。

7.1 口罩佩戴與社交距離：為什麼差異如此之大？

在疫情初期，東亞社會（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的口罩佩戴率遠高於歐美。這個差異經常被歸因於「文化」，但更精確的解釋涉及多重因素：^[44]

• 規範存量：東亞社會已有口罩佩戴的既有規範（源於 SARS 經驗和花粉症等）
• 社會壓力：不戴口罩會招致他人異樣眼光的預期
• 政府信任：對官方建議的接受度差異
• 個人主義程度：是否將口罩視為對個人自由的侵犯

7.2 Gelfand 的驗證：緊密文化的優勢與局限

Michele Gelfand 在疫情期間進行的研究發現，「緊密文化」國家在疫情初期確實表現更好——感染率和死亡率較低。但隨著疫情延長，這種優勢逐漸減弱。^[45]

這個發現揭示了緊密文化的雙刃劍性質：在短期危機中，高度的規範遵從是優勢；但在需要適應和創新的長期挑戰中，文化緊密度可能成為障礙——因為它抑制了偏差行為，而偏差有時正是創新的來源。

八、規範遵從的代價：創新、異議與個人自由的張力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分析似乎暗示高規範遵從是「好事」。但任何社會現象都有其代價。

8.1 創新的抑制

創新往往始於對既有規範的偏離。如果社會對偏差行為的容忍度極低，創新的空間就會被壓縮。^[46]

這解釋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日本在製造業和漸進式創新方面表現卓越，但在顛覆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方面相對落後。日本產生了豐田生產系統、精益製造、持續改善（Kaizen），但很少產生像 Apple、Google、Tesla 這樣從根本上改變遊戲規則的公司。^[47]

Gelfand 的研究證實，「緊密文化」與「創新指數」呈負相關。這並不意味著緊密文化「更差」——它只是代表一種不同的權衡：更高的秩序與協調，換取較低的創新與多樣性。

8.2 異議的壓制

高規範遵從社會往往不利於異見者。當「空氣」要求你同意，表達不同意見的心理成本極高。這可能導致「群體迷思」（Groupthink）——團體成員為了維持和諧而壓抑質疑，最終做出糟糕的決策。^[48]

日本學者中根千枝（Nakane Chie）在《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中分析了日本組織中的這種動態：決策過程強調「根回し」（事前協調）和「建前」（表面立場）與「本音」（真實想法）的區分，這使得真正的辯論和批評難以進行。^[49]

8.3 個人自由的侵蝕

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高規範遵從意味著個人選擇的空間被壓縮。在緊密文化中，「做你自己」的成本更高——你的服裝、行為、生活方式都受到更嚴格的社會審視。^[50]

這在 LGBTQ+ 權利等議題上尤為明顯。高規範遵從的社會往往對非傳統的性別認同和性取向更不寬容，因為這些偏離了既定的社會規範。

九、規範是可以設計的：機制設計的視角

如果規範遵從是「均衡選擇」而非「民族性」，那麼它就是可以被設計的。這是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分支——的核心洞見。^[51]

9.1 改變賽局結構

機制設計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設計「遊戲規則」，使得參與者的自利行為能夠導向社會理想的結果？應用到規範遵從，這意味著：

• 提高背叛成本：通過更有效的監督、更確定的懲罰
• 提高合作收益：通過社會認可、聲譽獎勵
• 增加互動頻率：使得博弈更接近「重複博弈」
• 降低匿名性：使得聲譽機制更有效

9.2 「輕推」的藝術

行為經濟學家 Richard Thaler 和法學家 Cass Sunstein 提出的「輕推」（Nudge）理論，提供了另一種干預思路：不是改變賽局報酬，而是改變選擇架構（Choice Architecture），使得理想行為成為「預設選項」。^[52]

例如，將器官捐贈設為預設選項（需要主動退出而非主動加入），可以大幅提高捐贈率。同樣的原理可以應用於各種公共行為規範。

9.3 規範變遷的策略

社會學家 Cristina Bicchieri 的研究指出，改變社會規範需要同時改變兩種信念：經驗預期（Empirical Expectations，「我相信其他人會怎麼做」）和規範預期（Normative Expectations，「我相信其他人認為我應該怎麼做」）。^[53]

這意味著，單純的法律改變或宣傳往往不足以改變規範。有效的策略需要同時影響人們對他人行為的認知和對社會期待的認知。這解釋了為什麼「名人代言」、「社會運動」、「公開承諾」等策略在規範變遷中如此重要——它們改變的是人們對「社會認為什麼是正確的」的認知。

十、結論：秩序是選擇，不是宿命

本文的核心論點可以歸納為：規範遵從不是「民族性」或「文化本質」，而是特定社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演化出的均衡選擇。這個均衡是可以被理解的——通過博弈論的數學工具；是可以被追溯的——通過制度經濟學和歷史分析；也是可以被改變的——通過機制設計和政策干預。

這個理解有幾個重要的政策含義：

1. 不要本質化文化差異：「他們的文化就是那樣」是一種懶惰的解釋，它遮蔽了制度變遷的可能性。
2. 關注制度而非道德：與其呼籲人們「更有公德心」，不如設計讓公德心成為理性選擇的制度環境。
3. 理解權衡：高規範遵從不是免費的午餐，它與創新、多樣性、個人自由存在張力。社會需要有意識地選擇它想要的均衡點。
4. 尊重路徑依賴：現有的均衡是長期歷史演化的結果，改變它需要時間和策略，不能期待一蹴而就。

最終，這是一個關於社會如何選擇成為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排隊井然有序的社會和爭先恐後的社會，並非由不同「素質」的人組成——它們只是選擇了不同的均衡。理解這一點，是改變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