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華爾街崩盤，引發大蕭條。2008 年金融海嘯，幾乎重演同樣的劇本。兩次危機相隔 79 年，但核心機制驚人相似：過度槓桿、資產泡沫、監管鬆懈、集體狂熱。為什麼人類學不會教訓？為什麼每一代人都相信「這次不一樣」？本文試圖回答這個看似簡單卻極為深刻的問題：歷史教訓為何總是被遺忘——以及我們能做什麼來對抗這種集體遺忘。

作者按：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時，我正在為世界銀行進行金融監管的比較研究。當時我訪談了多位監管機構的高層官員，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沒有人預見到這種規模的危機。」但這不是真的。早在 2005 年，經濟學家 Raghuram Rajan 就在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上警告次貸危機的風險——他被同僚嘲笑為「杞人憂天」。歷史學家 Carmen Reinhart 和 Kenneth Rogoff 後來整理了八百年的金融危機數據，發現每一次危機前都有人發出警告，每一次警告都被忽視。這讓我意識到：問題不是「我們不知道」，而是「我們選擇不聽」。這篇文章是我對這個悖論的思考。

一、「這次不一樣」：人類最危險的四個字

經濟學家 Carmen Reinhart 和 Kenneth Rogoff 的《這次不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是金融史研究的里程碑。他們分析了 66 個國家、超過 800 年的金融危機數據，發現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每一次泡沫和崩潰之前，都有一群「專家」解釋為什麼歷史規律這次不適用。[1]

1990 年代的日本房地產泡沫前，分析師說日本的「獨特文化」使其不同於西方的泡沫。2007 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前，華爾街說複雜的金融工程已經「分散」了風險。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前，投資者說「東亞奇蹟」代表了新的發展模式。[2]

Reinhart 和 Rogoff 稱之為「這次不一樣綜合症」（This-Time-Is-Different Syndrome）：

「每一次都有故事解釋為什麼舊的規則不再適用，為什麼新技術、新制度、新政策使這一次真的不一樣。這些故事通常都錯了。」

為什麼人類如此容易落入這個陷阱？答案涉及認知心理學、社會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多重因素。

二、代際遺忘：記憶的生物極限

歷史教訓被遺忘的第一個原因是生物性的：人類的個體壽命有限，集體記憶無法無限延續。[3]

社會學家 Karl Mannheim 的「世代理論」指出，人們的世界觀主要在 17-25 歲之間形成，這段「形成期」（formative period）的經驗會深刻影響一生的態度和行為。[4] 但這也意味著，親身經歷過某個歷史事件的世代終將老去、死亡，他們的記憶難以完整傳遞給後代。

心理學家 Jan Assmann 區分了「交流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5] 交流記憶是活著的人之間直接傳遞的記憶，通常跨越三到四代（約 80-100 年）。文化記憶則是透過文本、儀式、紀念碑等媒介保存的記憶，可以跨越更長的時間。

問題在於：從交流記憶到文化記憶的轉換過程中，大量的細節、情感和脈絡會流失。你可以從書本上讀到大蕭條，但你無法「感受」那種恐懼。這種情感距離使後代更容易低估風險。[6]

金融市場的研究支持這個假說。經濟學家 Ulrike Malmendier 和 Stefan Nagel 發現，個人的投資行為深受其「投資生涯」中經歷過的市場表現影響。經歷過大蕭條的世代終生偏好保守投資；而在牛市中成長的世代則更願意承擔風險。[7]

這解釋了為什麼金融危機似乎有「週期」——大約每 60-80 年重演一次重大危機，恰好是記憶消退的時間尺度。

三、認知偏誤：我們為何選擇遺忘

代際遺忘解釋了「不知道」的部分，但許多歷史教訓是被「選擇性遺忘」的。這涉及一系列認知偏誤：[8]

可得性偏誤（Availability Bias）：人們傾向於根據容易想起的案例做判斷，而非根據統計頻率。如果最近十年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人們就會低估危機的可能性——即使歷史數據顯示危機遲早會來。[9]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們傾向於尋找、記住和解釋支持既有信念的資訊。如果你相信「這次不一樣」，你會注意到所有支持這個信念的證據，忽略反面證據。[10]

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事後，人們傾向於認為事件是「可預見的」——這讓我們低估了事前的不確定性，並高估了自己從歷史中「學習」的能力。[11]

正常化偏誤（Normalcy Bias）：面對災難警告時，人們傾向於相信「事情會照常進行」，低估極端事件的可能性。[12]

這些偏誤不是非理性的「錯誤」——它們是人類認知系統的設計特徵，在多數情況下有適應性價值。問題是，它們在面對罕見但重大的歷史事件時會系統性地失靈。

四、誘因結構：遺忘的政治經濟學

歷史教訓被遺忘，不只是認知問題，也是誘因問題。在許多情況下，遺忘是「有利可圖」的。[13]

考慮金融業的誘因結構。銀行家的報酬與短期利潤掛鉤，而危機的成本由整個社會承擔。這意味著銀行家有強烈的動機忽視長期風險、追逐短期收益。即使他們「知道」歷史教訓，這個知識也無法改變他們的行為，因為誘因結構使遺忘成為理性選擇。[14]

政治人物面臨類似的問題。選舉週期通常是四到五年，但許多歷史教訓涉及更長的時間尺度。政治人物有動機關注任期內的成績，而將風險推遲到下一任。當財政部長說「市場已經改變了」，他可能不是在撒謊——他可能只是在回應眼前的誘因。[15]

學者和專家也不例外。在 2008 年危機前，主流經濟學家中很少有人警告系統性風險。這不是因為他們無知，而是因為發出悲觀預測可能損害職業聲譽——如果危機沒有發生，你就是「狼來了」的人。相反，順應主流觀點是安全的選擇：即使錯了，大家一起錯也不會太難堪。[16]

五、制度的健忘：為什麼組織也會遺忘

個人會遺忘，組織也會。制度記憶（institutional memory）的流失是歷史教訓被遺忘的另一個關鍵機制。[17]

組織學者 James March 和 Johan Olsen 指出，組織的「記憶」存儲在多種載體中：檔案、程序、文化、人員。[18] 當這些載體發生變化——人員流動、組織重組、程序修訂——記憶就可能流失。

美國的監管機構提供了一個案例研究。1933 年，大蕭條的教訓催生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這項法規維持了 66 年，但在 1999 年被廢除——當時已經很少有人記得它為什麼被制定。[19]

廢除這項法規的論據聽起來很有說服力：金融創新使舊的分類過時了；全球競爭需要更靈活的金融機構；現代風險管理技術可以控制風險。這些論據不是全錯，但它們忽略了 1933 年立法者的核心洞見：金融系統的風險不只是個別機構的風險，而是系統性的、相互連結的風險。[20]

當 2008 年危機爆發時，人們才重新發現這個六十多年前的智慧。

六、敘事的力量：歷史如何被重新詮釋

歷史不只是「事實」，更是「敘事」——關於事實的故事。而敘事是可以被操縱的。[21]

以大蕭條為例。傳統敘事將其歸因於市場失靈和監管缺失，這個敘事支持了羅斯福新政的政府干預。但在 1960 年代，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 提出了另一種敘事：大蕭條是貨幣政策失誤的結果，央行不當緊縮加劇了經濟收縮。[22]

Friedman 的敘事在學術界逐漸獲得影響力，並最終影響了政策。「市場會自我調節」的觀點重新獲得正當性，監管鬆綁成為主流共識。這不是「忘記」歷史教訓，而是「重新詮釋」歷史教訓。[23]

這種敘事的競爭是政治性的。哪一種敘事佔上風，取決於誰有權力定義「歷史的意義」。利益團體會資助支持其立場的研究，媒體會放大符合其傾向的觀點，政客會選擇有利於其議程的歷史類比。[24]

結果是：同一段歷史，可以被講述為完全不同的故事，支持完全相反的政策結論。

七、戰爭的記憶：最痛苦的教訓也會被遺忘

如果說金融危機的教訓因為「太遠」而被遺忘，戰爭呢？數百萬人死亡的創傷，應該夠深刻吧？[25]

歷史學家的研究顯示，即使是戰爭的教訓也會被遺忘——而且遺忘的模式與金融危機驚人地相似。

一戰結束後，歐洲和美國瀰漫著強烈的反戰情緒。「再也不要戰爭」（Never again）成為一代人的共識。但僅僅二十年後，歐洲再次陷入更慘烈的戰爭。[26]

為什麼？部分原因是代際遺忘——到 1939 年，親身經歷過一戰戰壕的世代已經中年或老去，新一代缺乏那種切膚之痛的記憶。但更重要的是，「一戰的教訓」被不同的陣營詮釋為完全不同的結論：

  • 英法的「綏靖派」認為教訓是「戰爭太可怕，必須不惜代價避免」
  • 邱吉爾等人認為教訓是「面對獨裁者必須堅決抵抗」
  • 德國的修正主義者認為教訓是「一戰的恥辱必須洗刷」

同一段歷史，三種詮釋，導向完全不同的行動。[27]

八、對抗遺忘：制度設計的可能

如果遺忘是人類的天性，我們能否透過制度設計來對抗它？[28]

策略一：強制性的歷史教育。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教育是一個成功案例。透過強制性的學校課程、紀念碑、博物館和法律（禁止否認大屠殺），德國將歷史教訓「制度化」了。這不能保證遺忘不會發生，但它提高了遺忘的成本。[29]

策略二：制度化的「記憶官」。一些組織設有專門負責「制度記憶」的角色——歷史學家、檔案管理者、資深顧問。他們的職責是確保組織的決策考慮到歷史教訓。中央銀行和情報機構往往有這類角色，但商業機構較少見。[30]

策略三：強制性的回顧機制。軍事和航空業的「事後檢討」（after-action review）和「黑箱」制度，確保失敗的教訓被系統性地記錄和分析。金融業在 2008 年後也開始採用類似的「壓力測試」機制。[31]

策略四：逆向誘因設計。如果遺忘是因為誘因，那就改變誘因。延遲獎金支付、追回機制（clawback）、長期股權激勵——這些設計的目的是讓決策者承擔長期後果，而非只關注短期收益。[32]

策略五：多元的聲音。「這次不一樣」的敘事之所以能佔上風，部分是因為異議聲音被邊緣化。確保決策過程中有「唱反調」（devil's advocate）的角色，可以對抗集體盲點。[33]

九、歷史的韻腳：馬克・吐溫的智慧

有一句話常被誤引為馬克・吐溫所說：「歷史不會重複，但它會押韻。」（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rhymes.）[34] 這句話的出處無法確認，但它捕捉了一個重要的真理。

歷史確實不會「重複」——每一次危機的具體細節都不同。1929 年的崩盤是股票市場，2008 年是房地產和衍生性商品，未來可能是加密貨幣或人工智慧泡沫。但它們「押韻」——底層的人類心理和制度弱點是相似的：過度槓桿、群體迷思、監管套利、短期主義。[35]

認識到這種「押韻」關係，可以改變我們學習歷史的方式。與其記住具體的事件，不如理解底層的模式。與其問「這次會不會像 1929 年？」，不如問「這次有哪些結構性因素與過去的危機相似？」[36]

結語：記憶作為公共財

本文的分析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歷史教訓的遺忘不是意外，而是系統性的。代際更替、認知偏誤、誘因扭曲、制度健忘、敘事競爭——這些力量共同作用，確保人類注定重蹈覆轍。[37]

但這不意味著我們無能為力。正如經濟學家將「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提供視為政府的職責，我們也可以將「集體記憶」視為一種公共財——需要刻意的投資和維護。[38]

這種投資包括：

  • 支持獨立的歷史研究和教育
  • 設計能夠保存制度記憶的組織架構
  • 鼓勵媒體和公共討論中對歷史的嚴肅反思
  • 建立讓決策者承擔長期後果的誘因機制
  • 培養公民對「這次不一樣」敘事的批判能力

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值得再次引用：「那些不記得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39] 但我們現在知道，「記得」不只是個人的認知行為，而是一種需要制度支持的社會能力。

歷史的教訓會被遺忘——這是人類的宿命。但我們至少可以讓遺忘來得慢一點、代價小一點。這或許是文明能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投資。

陳弘益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博士。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暨亞太地區代表、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 MBA 主任暨高管教育主任，為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主持跨國政策研究。現帶領超智諮詢，結合商學專業與前沿科技，提供 AI 及量子運算等領域的軟體開發及策略制定服務。策劃全球思想領袖論壇邀集逾 50 位國際領袖、累計觀眾逾 30 萬人次。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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