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領先地位是台灣高等教育吸引海外人才的契機

在全球高等教育的競技場上，台灣的大學長期面臨一個困境：我們在綜合排名上永遠打不過哈佛、牛津、MIT，但這真的意味著我們吸引不了頂尖人才嗎？我在浙江大學任職 MBA 主任暨金融碩士主任期間，曾面對類似的挑戰——浙大在中國是絕對的頂尖學府，但國際上大部分人只知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我的解方是：不在別人的賽道上競爭，而是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杭州之於浙大，正如半導體之於台灣——這個策略，或許正是台灣高教突圍的關鍵。

一、台灣的獨特機會：半導體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優勢

讓我先用幾個數字說明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地位。台積電（TSMC）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市占率約為 56-60%，在最先進的 7 奈米以下製程更高達 90% 以上。^[1] 台灣半導體產業 2024 年產值突破新台幣 5 兆元，佔 GDP 約 15%，直接就業人數超過 32 萬人。^[2] 新竹科學園區自 1980 年成立以來，已匯聚超過 600 家高科技公司，年營收逾新台幣 1.5 兆元，形成全球最密集的半導體產業聚落之一。^[3]

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麼？用 Porter 的競爭優勢理論來說，台灣在半導體領域擁有的不只是「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更是「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4] 比較優勢是相對的——今天你的勞動成本低，明天越南可能更低；競爭優勢則是絕對的——它來自獨特的資源、能力與產業生態系的累積，不是輕易可以複製的。台灣半導體的競爭優勢來自數十年的技術積累、完整的供應鏈、高素質的工程人才，以及政府與產業的長期協調。這種優勢，正是 Porter 所說的「鑽石模型」（Diamond Model）四大要素——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產業、企業策略——的完美結合。^[5]

問題在於：台灣的大學有沒有善用這個優勢？

二、浙大經驗：當「杭州」成為最好的名片

讓我分享一段親身經歷。2018 年我加入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ZIBS）時，面對一個現實：浙江大學在中國是絕對的頂尖學府——每個省只有最頂尖的 0.1% 學生才能考上，QS 世界大學排名也穩居全球前 50。^[6] 然而，當我與國際學者、企業高管交流時，發現一個尷尬的事實：大部分老外只知道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對浙江大學幾乎一無所知。

如果我試圖向國際社會解釋「浙大其實跟北大清華一樣好」，我注定會失敗——這是在別人的賽道上競爭。北大有五四運動的歷史光環，清華有庚子賠款的傳奇故事，復旦有上海灘的國際形象。浙大要在這條賽道上超越他們，幾乎不可能。

我的策略是：找到浙大獨有的、不可替代的定位。答案就在杭州。

杭州是阿里巴巴的總部所在地，是全球電子商務的發源地之一。螞蟻集團（Ant Group）、網商銀行、支付寶都誕生於此。杭州的數位經濟佔 GDP 比重超過 27%，是中國「數位經濟第一城」。^[7] 當我向國際學者介紹浙大時，我不說「浙大是中國第三名的大學」，而說「浙大位於全球金融科技與電商的世界重鎮——杭州」。

這個定位奏效了。當澳洲國立大學（ANU）考慮在亞洲尋找合作夥伴時，他們已經與清華大學建立了雙學位項目。^[8] 我沒有試圖說服他們「浙大比清華更好」，而是強調「浙大能提供清華無法提供的——與全球最大金融科技生態系的直接連結」。最終，我們成功促成了合作。

這就是差異化策略（Differentiation Strategy）的精髓：不要在別人的賽道上競爭，要創造自己的賽道。^[9]

三、競爭策略的理論框架：為什麼差異化比排名更重要？

讓我用更嚴謹的理論框架來解釋這個策略。

Michael Porter 在《競爭策略》中提出三種基本策略：成本領導（Cost Leadership）、差異化（Differentiation）、聚焦（Focus）。^[10] 大學排名的競爭本質上是「成本領導」的變形——所有學校都在同一個維度上競爭（論文數量、引用次數、國際學生比例等），試圖在同樣的指標上做得比別人好。但這種競爭有幾個致命問題：

1. 先行者優勢難以突破：哈佛、牛津、MIT 有數百年的積累，後發者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超越。
2. Goodhart 定律的陷阱：當指標成為目標時，它就不再是好指標。大學為了提升排名而操弄數據，反而傷害了教育品質。^[11]
3. 零和博弈：排名是相對的，你上升意味著別人下降，這種競爭消耗資源卻未必創造價值。

差異化策略則完全不同。它的核心是：找到一個你能做得最好、而且別人難以模仿的領域，然後在那個領域建立絕對優勢。

Kim 與 Mauborgne 的「藍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概念。^[12] 他們指出，企業不應該在現有市場中與競爭者廝殺（紅海），而應該創造新的市場空間（藍海）。對台灣的大學來說，藍海在哪裡？答案很明顯：半導體產業的人才培育與產學連結。

這不是「利基策略」（Niche Strategy）——利基策略是在小市場中求生存；^[13]這是「差異化聚焦」——在一個重要的領域中建立不可替代的地位。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超過 6,000 億美元，^[14]這不是小市場，而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四、產業聚落理論：為什麼「地點」比「排名」更能吸引人才？

Porter 在 1990 年代提出的「產業聚落理論」（Cluster Theory）為我們提供了更深層的解釋。^[15] 產業聚落是指在地理上鄰近、相互關聯的企業、專業供應商、服務提供者、相關產業的公司，以及相關機構（如大學、標準制定機構、貿易協會）的集合。

產業聚落為什麼重要？因為它能產生「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cs）的效果：^[16]

1. 知識溢出效應（Knowledge Spillovers）：在聚落中，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能夠透過非正式的交流、人員流動、供應鏈互動而傳播。這種知識是無法從教科書中學到的，只有「在場」才能獲得。
2. 勞動力池效應（Labor Pool Effects）：聚落吸引專業人才聚集，企業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員工，員工也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這種流動性降低了雙方的搜尋成本。
3. 專業供應商效應：聚落中的企業可以共享專業的供應商與服務提供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新竹科學園區就是產業聚落的經典案例。它的成功不只是因為有台積電，而是因為整個半導體生態系——從 IC 設計（聯發科、瑞昱）、晶圓代工（台積電、聯電）、封裝測試（日月光、矽品）到設備材料——都聚集在方圓數十公里內。^[17] 這種聚集產生的協同效應，是分散在各地的企業無法複製的。

對大學來說，這意味著什麼？讓我用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來說明知識溢出效應：

這個模型的關鍵洞見是：知識累積不只來自正式教育（E），更來自產業聚落的溢出效應（S）。而溢出效應隨著距離衰減（e^-d），這解釋了為什麼「在場」如此重要。一個學生在新竹讀書、在台積電實習、與半導體工程師交流所獲得的隱性知識，是在其他地方無法獲得的。^[18]

矽谷與史丹佛大學的關係就是最好的例證。史丹佛的排名確實很高，但它真正吸引頂尖人才的原因，是它位於全球創新生態系的核心——創業者、風險投資人、科技巨頭、前沿研究都聚集於此。^[19] 新竹科學園區之於台灣的大學，具有同樣的潛力。

五、博弈論視角：信號傳遞與協調賽局

從博弈論的角度，台灣高教的國際化是一個「信號賽局」（Signaling Game）。^[20] 信號賽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讓資訊不對稱的另一方相信你的品質？

傳統上，大學透過「排名」來傳遞品質信號。但排名是一個「共同信號」（Common Signal）——所有學校都在競爭同樣的指標。在這種情況下，信號的區別度降低，小型或後發學校很難脫穎而出。

差異化定位則是一種「獨特信號」（Distinctive Signal）。當台灣的大學說「我們位於全球最重要的半導體聚落」時，這個信號是獨一無二的——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能發出同樣的信號。更重要的是，這個信號是「高成本信號」（Costly Signal），符合 Spence 的信號傳遞理論：^[21]只有真正擁有這種產業連結的地方才能發出這個信號，偽造的成本極高。

另一個博弈論視角是「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22] 台灣高教的國際化需要多方協調：大學需要調整課程、政府需要放寬簽證、產業需要提供實習機會。這是一個典型的協調問題——只有當所有參與者同時行動，策略才會成功。

協調賽局的解法是「焦點」（Focal Point）——一個所有參與者都能認同的協調點。^[23] 「半導體」正可以成為台灣高教國際化的焦點。當政府、大學、產業都圍繞「培育半導體人才」這個目標協調行動時，就能突破個別行動的困境。

最後是「先行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的考量。^[24] 台灣的半導體優勢不會永遠持續。美國正在推動《晶片法案》（CHIPS Act），投入 520 億美元補貼本土半導體製造；^[25]歐盟的《歐洲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承諾 430 億歐元；^[26]日本、韓國、印度都在積極佈局。如果台灣的大學現在不行動，等到全球半導體產業重新分布後，這個窗口就會關閉。

六、人才經濟學：從 Brain Drain 到 Brain Gain

人才經濟學（Economics of Human Capital）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分析框架。^[27] Gary Becker 的人力資本理論指出，人才會流向能夠最大化其人力資本投資報酬的地方。^[28] 這個報酬不只是薪資，還包括學習機會、職涯發展、生活品質等。

台灣長期面臨「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挑戰。^[29] 根據統計，台灣每年有超過 7 萬人赴海外工作，其中高比例是高階人才。但「人才外流」與「人才吸引」（Brain Gain）不是零和關係——一個地方可以同時輸出人才到某些領域，又從其他領域吸引人才。^[30]

半導體產業正是台灣實現「人才吸引」的最佳機會。從遷移經濟學（Migration Economics）的角度，^[31]人才遷移的決策取決於「推力」與「拉力」的比較。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拉力」是全球獨一無二的：

1. 職涯機會：全球最密集的半導體產業聚落意味著最多的就業機會。
2. 學習機會：與世界級工程師共事的機會是其他地方無法提供的。
3. 產業網絡：在台灣建立的人脈網絡對職涯發展有長期價值。

從教育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Education Investment）的角度，^[32]在台灣學習半導體相關領域的報酬率可能高於在其他國家學習——因為台灣的產學連結更緊密，畢業即就業的機會更高。這是一個強大的「拉力」，可以吸引海內外學生。

不只是理工科：商學院與法學院的機會

值得強調的是，半導體產業的人才需求遠不止於工程師。這是一個資本密集、技術密集、且高度全球化的產業，同樣需要頂尖的商管與法律人才：

• 商學院的機會：半導體產業需要供應鏈管理專家（台積電的全球晶圓廠布局）、財務管理人才（一座先進製程晶圓廠投資超過 100 億美元）、策略規劃專家（地緣政治風險、產能布局決策）、B2B 行銷與客戶關係管理（Apple、Nvidia、AMD 等大客戶）、以及 ESG 與永續治理（半導體製程耗水耗電，永續治理已成關鍵議題）。
• 法學院的機會：半導體產業涉及大量法律議題——智慧財產權（專利訴訟、營業秘密保護，如台積電與三星、比亞迪的訴訟案）、國際貿易法（出口管制、美國 CHIPS Act、實體清單）、反壟斷法（併購審查，如 Nvidia/ARM 案、高通案）、跨國合約法（晶圓代工協議、技術授權）、以及環境法規（廢水、廢氣排放標準）。

換言之，台灣的商學院可以打造「半導體管理專班」，法學院可以發展「科技法律專業」，結合新竹科學園區的實習機會，培養跨領域人才。這種跨學科整合，正是 Porter 所強調的「相關產業」（Related Industries）效應的體現——當一個產業聚落足夠成熟，它會帶動整個支援產業生態系的發展。

七、政策建議：具體可操作的五項策略

基於以上分析，我提出以下五項具體政策建議：

1. 建立「半導體學院」品牌聯盟

台灣的頂尖大學（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應共同建立一個「台灣半導體學院」（Taiwan Semiconductor Academy）品牌聯盟，整合各校資源，對外以統一品牌行銷。這個品牌不強調個別學校的排名，而強調「台灣半導體聚落」的整體優勢。這是一種「聯合差異化」策略，類似於歐洲 CEMS（全球管理教育聯盟）的模式。^[33]

2. 推動「產業嵌入式」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應從「學術導向」轉向「產業嵌入式」。這意味著：由台積電、聯發科等企業工程師參與課程設計與授課；必修的企業實習（不是選修）；畢業專題直接解決企業真實問題。這種設計能最大化產業聚落的知識溢出效應。^[34]

3. 設立「全球半導體人才獎學金」

政府與產業應共同設立針對海外頂尖人才的獎學金計畫，全額補助學費與生活費，並保證畢業後的就業機會。這類似於新加坡的 A*STAR 獎學金模式，^[35]但聚焦於半導體領域。

4. 簡化工作簽證與居留程序

對於半導體相關領域的外籍畢業生，應提供簡化的工作簽證與永久居留申請程序。這是「人才戰爭」的基礎建設——如果人才來了卻無法留下，所有其他努力都是白費。^[36]

5. 建立「半導體知識走廊」

從新竹科學園區到南部科學園區，應建立一條「半導體知識走廊」——沿線的大學、研究機構、企業形成緊密的產學研網絡。這不只是地理上的連結，更是制度上的整合：統一的實習平台、共享的研究設備、流動的師資。^[37]

八、結語：不要在別人的賽道上競爭

回到我在浙大的經驗。當我停止試圖說服國際夥伴「浙大跟北大清華一樣好」，而開始講述「杭州故事」——這裡是全球金融科技的發源地、是阿里巴巴的總部、是數位經濟的實驗場——一切都變了。合作邀約開始湧入，不是因為我們的排名提升了，而是因為我們找到了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台灣的大學也應該講述自己的「半導體故事」。不要說「我們的排名是全球第幾」，要說「我們位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心臟地帶——這裡有台積電、聯發科、日月光；這裡生產全球 90% 的先進晶片；這裡的工程師數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在這裡學習，你將成為這個產業網絡的一部分」。^[38]

這個策略的本質是 Porter 所說的「差異化」，是 Kim 與 Mauborgne 所說的「藍海」，是 Spence 所說的「信號傳遞」，是 Becker 所說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最佳化。但最根本的洞見其實很簡單：不要在別人的賽道上競爭，要找到自己的賽道。^[39]

台灣的半導體優勢是歷史機遇的產物，是數十年積累的結果，是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的戰略資產。但這個優勢不會永遠持續。如果我們現在不善用它來重新定位台灣高等教育的國際地位，等到全球半導體版圖重新洗牌，這個窗口就會關閉。^[40]

這不只是教育政策，更是國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