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 AI 國家戰略：從矽島到智慧島的路徑

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佔據無可替代的樞紐地位——全球最先進的晶片有超過九成在這座島嶼上製造。然而，掌握硬體製造能力與掌握 AI 時代的國家競爭力之間，存在著一段需要以國家戰略填補的距離。當美國、中國、歐盟紛紛將人工智慧提升為國家級優先議題時，台灣需要的不只是「發展 AI 產業」的口號，而是一套涵蓋人才、法制、產業與外交的系統性戰略框架——從「矽島」邁向「智慧島」的轉型路徑。

一、台灣的戰略起點：硬體強項與軟體短板

台灣在 AI 競賽中的起跑位置，既有令人羨慕的優勢，也有必須正視的短板。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聯發科的 AI 晶片設計、鴻海的 AI 伺服器製造，構成了全球 AI 基礎設施的硬體底座。當全球科技巨頭為取得 GPU 產能而排隊時，台灣坐擁這條供應鏈的咽喉位置。

然而，硬體優勢並不自動轉化為 AI 應用優勢。在我過去於劍橋大學從事數位金融研究、以及目前帶領超智諮詢進行 AI 軟體開發的經驗中，我深刻體認到：AI 的價值不在晶片本身，而在於數據、演算法與應用場景的整合。台灣目前面臨三個結構性短板：第一，AI 頂尖研究人才的流失與不足；第二，缺乏大規模的本土數據集與應用場景；第三，法制框架尚未跟上 AI 發展的速度。^[1]

二、四大戰略支柱：人才、法制、產業、外交

要實現從矽島到智慧島的轉型，我認為台灣需要建構四根互相支撐的戰略支柱：

第一支柱：人才培育的範式轉換。台灣的教育體系擅長培養優秀的工程師，但 AI 時代需要的是能夠跨越技術、法律、商業與倫理的複合型人才。在我主持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 MBA 課程期間，最深的體會是：頂尖的 AI 應用者不是最懂程式碼的人，而是最懂得將技術嵌入商業場景的人。台灣的大學需要打破系所壁壘，建立「AI + X」的跨域培育模式——AI + 法律、AI + 醫療、AI + 金融、AI + 製造。

第二支柱：前瞻性法制建設。從我的法學研究背景出發，我認為台灣需要的不是一部「AI 專法」，而是一套「適應性法律框架」（adaptive legal framework）。歐盟的 AI Act 提供了風險分級的參考模型，但對台灣而言，更務實的做法是在既有法律（個資法、著作權法、消費者保護法）中嵌入 AI 相關條款，同時建立跨部會的 AI 治理協調機制。

第三支柱：產業轉型的系統工程。台灣的 AI 產業策略不應只聚焦於培育「AI 新創公司」，更應推動既有產業的 AI 化轉型。台灣的製造業、金融業、醫療業都擁有豐富的場域數據，這些數據是訓練垂直領域 AI 模型的珍貴資產。政府的角色是建立數據共享的基礎設施與信任機制，讓數據從分散的企業資產轉化為國家級的戰略資源。

第四支柱：科技外交的新賽局。在全球 AI 治理的規則制定中，台灣不能缺席。台灣的半導體地位賦予了它在科技外交中獨特的籌碼——但這張牌需要主動打出。台灣應積極參與國際 AI 標準制定、數位貿易規則談判，並以「可信賴 AI」的實踐者身分建立國際聲譽。^[2]

三、他山之石：國際 AI 戰略的比較與借鑑

在劍橋大學從事國際政策研究期間，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多國的 AI 國家戰略。美國的優勢在於頂尖人才與創投生態，但聯邦層級缺乏統一的監管框架；中國的優勢在於龐大的數據規模與政府動員能力，但面臨國際信任赤字；歐盟的 AI Act 在全球監管中最為系統化，但過度規範可能抑制創新。

對台灣最具參考價值的或許是新加坡與以色列的經驗。新加坡以僅 580 萬人口，透過「國家 AI 策略」（National AI Strategy 2.0）將 AI 定位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工具，在智慧城市、金融監管與公共服務領域率先落地。以色列則以「創新國度」的定位，將 AI 研發能力轉化為外交資產與經濟引擎。

台灣與這兩國有相似的特質：小型經濟體、高教育水準、強技術底蘊。但台灣的獨特優勢——半導體供應鏈的樞紐地位——是新加坡與以色列都不具備的。如何將這個硬體優勢轉化為 AI 生態系的整體優勢，是台灣 AI 戰略的核心命題。^[3]

四、風險與挑戰：不能迴避的結構性問題

制定 AI 國家戰略不能只談願景，更需要正視結構性挑戰。

人才的「虹吸效應」是最迫切的問題。當美國科技巨頭以台灣三到五倍的薪資吸引頂尖 AI 人才時，單靠國內薪資調整難以抗衡。更有效的策略是創造「留才的生態系」——讓人才在台灣能做到在矽谷做不到的事，例如利用台灣獨特的產業數據訓練垂直領域模型。

地緣政治風險是台灣 AI 戰略不可迴避的背景。台灣的半導體地位既是籌碼也是風險——過度依賴單一產業的戰略價值，可能在地緣政治衝突中成為脆弱點。AI 戰略必須同時考慮供應鏈韌性與技術自主性，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社會信任的建立同樣關鍵。AI 的大規模應用需要公眾的信任與接受。台灣在這方面有獨特的優勢——作為亞洲最成熟的民主社會之一，台灣有條件發展「民主 AI」模式，透過公民參與和透明治理建立 AI 應用的社會合法性。^[4]

五、行動藍圖：從今天到 2030

基於以上分析，我提出台灣 AI 國家戰略的五點行動建議：

1. 成立國家級 AI 戰略辦公室——直屬行政院層級，統籌跨部會的 AI 政策協調，避免各部會各自為政。參考新加坡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的模式。
2. 啟動「AI + 產業」國家計畫——選定五大垂直領域（半導體智慧製造、精準醫療、智慧金融、永續能源、智慧農業），以國家力量建立產業級數據集與 AI 應用平台。
3. 建立 AI 法制框架——採用「監管沙盒」先行、「風險分級」為基礎的立法路徑，在促進創新與保護權益之間取得平衡。
4. 推動 AI 人才「雙軌制」——一軌培育本土跨域人才（大學課程改革），一軌吸引國際頂尖人才（研究簽證、稅務優惠、創業支持）。
5. 打造「可信賴 AI」國際品牌——以民主治理、隱私保護、透明可問責為核心價值，在國際 AI 治理論壇中建立台灣的話語權。

從矽島到智慧島，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場需要國家意志、制度創新與社會共識的系統性轉型。台灣擁有全球羨慕的起跑位置——問題在於，我們能否以戰略的高度、執行的速度，將這個位置轉化為 AI 時代的持久競爭優勢。^[5]